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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学界常常将中国社会理论的概念生产直接等同于概念的“发明”，却忽略和低估了另一种重要的概念生产方式——“发现”。而在笔者看来，概念的“发明”固然十分重要，但也面临着种种限制和陷阱，存在被滥用的危险性。要提高中国社会理论的建设水平，除了端正概念“发明”的态度，改进概念“发明”的技艺外，还需要拓宽概念生产的途径，即重视概念的“发现”，也即由研究者对某些已经存在，但原非社会理论术语的用语赋予社会理论的含义，从而将一个非理论术语转化为理论概念。作者分析了概念“发现”的五种基本类型，同时也对概念“发现”中面临的对象化失焦与机制化错位问题进行了解剖。作者最后提出要从“文化自觉”的高度来“发现”概念。 【关键词】 发明,发现,概念生产,中国社会理论 众所周知，概念在社会理论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它是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基石。对理论概念进行生产和阐释是理论分析的基本路径。一种社会理论的成熟度如何，端赖它在概念生产上所展现的概括力、想象力和穿透力的高低。不过，我们在理解社会理论概念时，还存在一些常见的误区。比如，常常将概念的生产直接等同于概念的“发明”，而忽略和低估了另一种重要的概念生产方式——“发现”。本文拟就中国社会理论的这两种主要的概念生产方式作简要的辨析。 一、“发明”概念在中国社会理论的应用及其滥用 所谓概念的“发明”是指研究者创造出来的崭新的理论术语，它们以凝练、简明而准确的方式对社会现象的若干规律和实质进行了高度的抽象与概括。概念的“发明”在哲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同等重要，然而，哲学概念的“发明”是理论思辨的结果，体现的是观念或理念本身的运动；而社会理论概念的“发明”具有较强的经验性质，体现的是对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当然，社会理论概念纷繁复杂，既有“范式革命”意义上的概念与“常规科学”范畴内的概念之别，①也有宏观概念与中层理论的概念之别；②既有发生学意义上的概念与社会形态学意义上的概念之别，③也有规范性概念与描述性概念之别。④尽管如此，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其理论概念的“发明”具有或多或少的实证性，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从特殊中探求普遍，从个别中寻找一般，从局部经验上升到整体认识，从偶发性提高到规律性的认识结果。概念“发明”的这些基本特性无论是在西方社会理论中，还是在中国社会理论中，都是相通的。下文仅以中国社会理论的概念“发明”例证来略加说明。 中国社会学最知名的理论概念应该算是费孝通1947年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是一对概念，它们用来对勘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与西方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差序格局”是指中国社会的关系格局如同“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⑤中国社会学重建四十多年来，围绕“差序格局”所展开的讨论一直在热烈地持续着，仅中国知网收录的以“差序格局”为主题的论文就高达1300多篇。费孝通这么一个比喻式的概念“发明”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辉煌的学术影响力？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所触及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最核心的问题。伦理本位、关系社会、家国一体是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的基本特征，而这个概念深刻地揭示了伦理推展、关系伸缩及家国连接的关键机制，同时也把握住了传统中国对现代中国发生绵延影响的基本通道，既具有应用的广泛性，又具有启发的深刻性。其次，“差序格局”这个概念的发明方式以其敏锐的经验直觉和直观明了的构造方式体现了中国式的智慧，与西方概念发明中讲究的逻辑严整判然有别。借用梁漱溟的话来说，前者是“理智应用直觉”，后者是“直觉应用理智”。⑥紧贴中国文化自身的脉络来构造中国社会理论概念，这样的“发明”可谓文质适配。再次，“差序格局”这个概念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可证伪性，能够引发持续的对话和批评。总之，问题的重要性、构造的贴切性和思想的开放性是费孝通所发明的“差序格局”获得学界广泛承认的关键因素。 笔者在多年的社会学研究中，也做过一些概念“发明”的尝试，比如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提出过“问题化”的概念。⑦它指在当代中国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分离的情况下，国家的治理雄心与治理技术存在着某些较为普遍的脱节现象，基层政府所关注的问题和民众所关注的问题有时是错位的。民众为了使自己关注的问题能被纳入政府解决问题的议事日程，就必须不断应用各种策略和技术把自己的困境建构为基层政府需要重视的社会秩序问题，即“问题化”的技术。这个概念虽然是从中国上访问题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但对现代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普适性。因为在各个现代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中，政府治理的目标关注与被治理对象的目标关注往往都存在一定的错位。尽管这些目标之间并不是必然对立的，但在优先等级上或价值偏好上是有明显差别的。尤其是在某些紧急情况下，这种偏好差别就可能引发尖锐的社会冲突或社会运动。被治理对象为了将自己的目标替代为政府优先治理的目标，就需要采取各种“问题化”的技术和策略。更进一步地，治理实践中的“问题化”与福柯所谓的“问题化”（problematisation）虽然针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内涵，但仍存在某些可对话的空间。⑧当然，“问题化”这个概念的学术价值究竟如何，且留待他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