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7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结合在浙江温州以及海外温商群体中的研究发现，笔者认为基督教的中国化作为一个现阶段政治文化期待与基督教区域化的实证现实并非矛盾冲突的，它们共同谱写了中国基督教发展过程中的一曲变奏。 首先，什么是中国化？这是一个政界、学界和教界都参与的议题，大家都从各自不同的专业立场和职业背景阐述自己的看法。从实证社会科学的角度而言，笔者认为这个概念很难在学术上给一个很完整的、可操作化的定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宗教治理的角度和高度去进行探讨和把握，把“中国化”问题变成一个开放性的议题，这样也可以让政界、学界、教界都来参与，集思广益，互通有无。应该说，教界对基督教中国化有自己的看法，它是和基督教福音策略紧密相连的。我们这里谈的中国化是不同于福音派所主张的中国“基督教化”的，而是涉及一个多层级、多维度的宗教治理的问题。即如何在地方、区域和全国范围内实现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和政府的和谐共处。当然这涉及到我们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以及由谁为主体去推动这一进程的问题，是把它发展为全国性的宗教发展策略，还是从一个区域性的治理方式入手，这些都需要各界专家从不同层面去思考。 基督教和宗教这个概念一样，作为舶来品，它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适应中国现实的挑战。而谈到一个宗教的中国化，中国这个概念便首先需要进一步界定。我们大家一般了解的中国当然是一个很明确的政治地理概念，但是从文化层面理解，从地方到区域再到世界，中国是具有多重维度并超越政治地理疆界的概念。在这个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时代，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商人、游客、投资，中国现在的经济、文化以及宗教发展都是跟海外华人世界的情况相对应、相关联的，互相很难区分开来。这是一个中国全球化的时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忽视海外中国人扮演的角色。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只在中国研究基督教，还要看海外华人基督教的发展，研究他们与国内的基督教发展之间的联系。或者说，如果把中国化定义为一个国族认同的框架，在海外的基督教中国化程度可能是有些令人惊讶地高于本土的基督教的。因为总的来讲，本土的基督徒还是比较保守的，将信仰与世俗生活一分为二地看待。但是海外的基督徒非常强调中国传统文化这方面的保持，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他们有的甚至非常排斥崇拜个体自由的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这点尤其在法国的华人基督徒群体中十分明显。因为欧洲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中国的基督徒到了西欧以后，在欧洲的世俗化框架下会受到极大的同化压力，反而会希望变得更中国化一点。比如，旅法华人基督徒的聚会基本上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聚会，他们不愿意跟当地法国人一起聚会，也几乎从不邀请法国的牧师讲道，这些华人移民信徒很重视家庭道德观、婚姻的神圣性，强调不能离婚，不能有婚前性行为，坚持日常的伦理。这有点像已故的丁光训主教所提倡的重伦理与行为的爱的神学。从日常生活伦理的角度开始做起，这是不少海外华人的基督教传统。另外，基督教之所以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因为移民教会是一个很包容、很开放的华侨组织，它的组织空间开放给所有代际的移民参与，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尽管开始会带有很多实用的动机和不同的诉求，但是进到这个宗教团体以后会接受日常信仰实践的改造。因为教会提供了很多华侨活动和互动的机会，这种信仰实践和聚会活动几乎每天都有。相比之下，其他的移民宗教组织，如佛堂和同乡会，基本都是在第一代中流行，而很难实现隔代传承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包括孝道等家庭伦理这方面的思想。可以说，基督教的组织化模式帮助海外华人进行中国化的改造，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移民的特定文化需求与民族认同。 在国内，这方面相对来讲，中国化确实还不是一个广大教会群体中的共识或目标。这是要区别对待的，基督教不是铁板一块，不是完全脱离社会文化的一种精神存在。中国基督徒群体里有很多不同的亚文化，它们受到包括阶层、地域的影响。 另外，从文化相对的角度谈基督教中国化，我们会发现这实际上也是为基督教的西方中心主义提供一个有力的回应与反击。不少海外非西方的基督教组织以及旅居西方的移民教会团体，他们也在力求在信仰实践中不把基督教当做是一个西方的信仰。因为从全球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西方基督教只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形态，正如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源于西欧的新教伦理。但是它的独特性往往因为世界现代化的同一化过程被无限拔高并被普世化，逐渐演变成一个全球基督教的经典范式，迫使世界其他地区的基督教会追随和仿效。然而，不少身在亚洲的基督教领袖也在反思，他们会说耶稣实际上是在中东出生的，按理说基督教应是一个东方的宗教。这一宣称与我们现在谈论的基督教中国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也就是怎样打破或者超越西方基督教的意识形态霸权。所以，中国基督教怎样真正变成一个完全符合中国社会文化处境和政府的要求，即我们中国人所期待的一个宗教，才是基督教中国化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国化本身可以说是一种期待，或者说是一个我们现阶段所持守的主观现实，而并不是一个宗教的内在客观现实和宗教现象。在中国全球化的框架下，这更像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是作为我们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难以精确观察和捕捉的，因为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中国本土特有的，什么是完全来自异域的。我们可能只可以获得一个片面的理解，或者对未来进行预测，而难以在操作层面上评判什么样才是真正地实现了中国化或者中国化的程度如何。其实，类似的追求与期待也是蕴含于20世纪初期的基督教自立运动进程中本土教会领袖和平信徒的信仰实践。早期本土自立教会积极主张民族自决，虽然它们也吸收了西方基督教的奋兴会形式，包括一些五旬节-灵恩运动因素，但在实质上还是强调中国基督教要独立于西方差会的控制，走自己的道路。而这与当时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的境遇以及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国际气候密不可分。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国家强盛以后，中国的基督徒，尤其是从事全球商业的老板信徒群体，越发强调中国要在全球基督教发展中扮演更为积极、甚至领导的角色，这其实是一个凸显中国教会主体性的例子，当然他们也赋予基督教中国化以新的含义。 总之，以往的相关研究基本都是从文化和价值观或宗教观的角度，谈论中国传统与基督教这两种意义体系间的冲突与交融。应该说，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复杂背景下，基督教是与我国政治经济现实紧密交汇，并产生出其内在独特的动力的。我们很难脱离政治经济框架去谈论基督教中国化这一概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来源：2015年5月5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