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波
阿萨德（Talal Asad，1932－）长期任教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是一位极具批判力的理论家。他早期因后殖民批判知名，之后则以对现代宗教概念的批判确立其学界地位，近来则主要关注世俗主义的问题。
尽管阿萨德自己已经是一位知名人类学家，但我们有必要首先认识他传奇式的父亲——穆罕默德·阿萨德（1900－1992）。这位被认为上世纪欧洲最知名的穆斯林原名韦斯(Leopold Weiss)，本是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他年轻时接受了系统的希伯来旧约圣经的训练，对犹太经典塔木德、密西纳有很深的研究，后来曾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1926年，在与穆斯林文化的接触过程中，他决定改宗伊斯兰。此后，他在沙特、埃及、阿富汗、伊朗等地游历。1932年，他在英属印度结识了几位推动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经历。1947年，巴基斯坦建国后，他被授予国籍，受命负责伊斯兰重建工作部，并参与制定了巴基斯坦的第一部宪法。两年后，他进入巴基斯坦外交部，负责中东地区事务。1952年，他被任命为巴基斯坦驻联合国全权大使，长住纽约。
作为老阿萨德的次子，人类学家阿萨德继承了其父强烈的批判意识。他幼年生活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后来到英国求学。1968年，他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70年，阿萨德出版《卡巴比什阿拉伯人——游牧部落中的权力、权威与共识》，探讨阿拉伯人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在西方文明的压力下的思考和行动。 1973年，阿萨德主持编辑出版《人类学与殖民相遇》，其中收录了一些重要学者的重要文章，一经出版就得到广泛关注，成为后殖民批判思潮中的代表性作品。
阿萨德采用尼采所开创、在福柯那里得到充分发展的谱系学方法展开对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对于人类学家、神学家、哲学家等都习以为常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重新考察。这些知识考古学的成果后来被结集为《宗教的谱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的权力规训与理性》（1993）。在这些文章中，阿萨德对人类学“广义的宗教”观点或“宗教普遍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梳理，对宗教定义本身提出质疑：“今天在人类学家看来是不证自明的问题，即宗教本质上是一个与一般秩序的观念相联系（通过仪式、教义或两者兼而有之）的象征意义的问题，它具有属的功能／特征，绝不能与它的任何历史的或文化的特定形式相混淆，这实际上只是特定的基督教历史的观点。”
阿萨德进一步提出，西方人类学家对宗教信仰的论述是一种现代的、私人化的基督教观念，因为他们所强调的是信仰的优先地位，并把信仰看做思想的阐述而不是建构世界的活动。阿萨德指出，欧美学者这种试图论述和探讨某种普遍的宗教定义的努力，其实有着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过程。他认为，宗教改革打破了之前天主教对神圣与世俗关系的全面性掌控，随着现代科学、现代工业、现代国家的兴起和发展，（西方）宗教的重心越来越放在信仰者个人的情绪和动机上。这一变化使西方人的宗教观变得极具普遍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特征，也就是说，西方人一方面相信宗教应当普遍存在于任何社会中，同时也相信宗教信仰只能通过个人内在的信仰来达成。阿萨德对此尖锐地指出，无论是巫术-宗教-科学/理性主义的进化观，还是巫术-宗教-科学的平等主义社会人类学解释，其实都反映了17世纪以后西方宗教普遍主义对于神圣性和世俗性之间界限的重新界定，无非反映了“启蒙了的”欧洲人带领世界各民族走出非理性的黑暗的“必然道路”。
阿萨德的这一批判无疑与其穆斯林的思考背景直接相关，因为在伊斯兰世界中，宗教与权力是密不可分的，而绝非个人的“信仰”。事实上，阿萨德批评说，在欧美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将宗教保留在一个完全不同于政治、法律、科学的领域里，乃是出于世俗主义者限制宗教和自由派基督徒抑制宗教的一种策略。他认为，这种宗教与权力的分离是现代西方的标准，是后宗教改革历史中独一无二的产物。
延续这个批判性的思路，2003年，阿萨德结集出版《世俗的形成——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现代性》。这本书一共收录了7篇文章，分为3个部分：世俗、世俗主义及世俗化。这些作品同样受到了诸多的关注和讨论，特别是其中关于神圣与世俗，及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的探讨颇有启发。
（本文转载自：论坛-宗教周刊-中国民族报电子版（2012年1月3日）
http://www.mzzjw.cn/zgmzb/html/2012-01/03/content_8193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