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司徒雷登有没有想到，他的两次命运转折，居然都和南京有关
1908年，美国人司徒雷登离开杭州，来到南京，从此与南京结下不解之缘。司徒雷登虽然是个美国人，但他却于1876年出生在中国杭州，因为他父亲是最早来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之一。长大后，司徒雷登回到美国，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1904年，他受到南长老会派遣，重返中国杭州传教。
●司徒雷登为何踏上南京之旅？
●他是怎样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教育家的？
●为什么南京会成为司徒雷登的“福地”？
●司徒雷登作为凡人在南京有哪些生活故事？
九旬老人记忆中的金陵神学院
昔日的金陵神学院究竟在哪？如果还在，应该是百年老校了。一些资料含糊其辞，金陵神学院在如今的华侨路一带，可具体的地址谁都说不清。来到华侨路，向那里的老居民询问，他们用手一指：大锏银巷。
这是一条和上海路交叉的巷子，在居民的指点下，远远地就可以看到很长的围墙，围墙里面非常静谧，门口挂着“金陵协和神学院”的牌子。里面的两栋民国建筑由青砖垒砌，别有一番风情。
这就是司徒雷登曾经就职的地方？经过一番软磨硬泡，记者终于见到了神学院已经退休的副院长陈泽民。老人90多岁了，家和神学院仅仅一墙之隔。“我见过司徒雷登，他是风云人物，他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很关注的。我的老师诚质怡曾经是他的同事。”往事就像旧挂历一页页翻过，陈泽民戴着一顶毛线帽，思路清晰，样子十分可爱。
不过，老人告诉记者，金陵协和神学院并不是司徒雷登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现在大家看到的地方，是1952年由金陵神学院和金陵女子神学院合并起来的，实际上是金陵女子神学院的所在地。真正的金陵神学院不在这里，老人向记者指了指马路对面：上海路、汉口路、南京医科大学的大部分、江苏省中医院的大部分都是金陵神学院的。解放后充公了。
“以前，江苏省中医院那一片是金陵神学院的养牛场和幼儿园，南京医科大学这边是学校的本部。金陵神学院很大很大，不过，1931年，因为汉中路的开拓，金陵神学院被一分两半，分成了南北两部分。”
老人的目光悠远，以前，金陵神学院的洋教师们住的是洋楼，大锏银巷和上海路一溜儿民国仿西洋的建筑。
这些建筑都是带院落的小楼房，当时，司徒雷登的“家”应该就在上海路2号的小洋房里。遗憾的是，如今已经没有了，上海路也成了高楼的驻扎地了。
司徒雷登不仅会说南京官话还会吴语粤语
南京医科大学东南角，两栋民国建筑给这所学校增添了异样情调。医科大学的东门边上，一栋黄白相间、不规则的民国洋房静静地矗立着。房子坐北朝南，所有的雕饰都在正面。白色的花蔓浮雕一串串地“爬”在黄色的墙体上，圆形精致的门券，红色木质楼板，虽然已近百岁，但依然雍容华贵。乍一看去，真让人以为是哪个西洋教堂呢。这个洋房的不远处，还有一个通体黄色的民国建筑，地板楼梯全部是木质的，为了保护木地板，学校特意在上面铺了一层红地毯。
如今，这两栋建筑都成了老师们的办公楼。这两栋建筑，就是金陵神学院遗留下来的老建筑。“一栋是礼堂，一栋是学生宿舍。”这两栋建筑曾经见证了金陵神学院的沧桑与沉浮。如果时光能够倒流，90多年前，这里还能看到一个洋传教士的身影，他就是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是怎么来到南京的？他当时来南京又是为啥？1907年，为纪念西方牧师入华传教100周年，在华的各国传教士召开了一个“百年纪念大会”，并在会上通过了成立“教育总会”的议案，把在中国兴办中等和高等教育列为20世纪教会在华工作的重点，同时呼吁各派别的教会组织团结起来，联合创办学校。美国南长老会和北长老会在华传教的历史也将近有100年。经过总结，他们认识到基督教之所以在中国的发展十分缓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外国人传教很难被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接受，而中国又没有自己的高级神职人员。因此，积极培养中国本地的高级教会工作人员就成为当务之急。于是，这两个教会组织决定在南京联合创办一所神学院，并为这所神学院取名为金陵神学院。金陵神学院以纽约圣经研究院为模式，“欲以欧美同等，最高之神学教育，培植中国青年，成为优秀人才”。以此为宗旨，学校董事会开始挑选品学兼优者担任教师。司徒雷登是他们聘请的第三位教师。
收到邀请，司徒雷登就同意来南京了吗？是否生命中注定他就会成为教育家呢？司徒雷登的同事李汉铎的女儿李文智说，“一开始司徒只想一心传教，并不想成为教育家，但不知道是谁说通了他，让他来到了南京。”1908年，司徒雷登带着儿子、妻子从杭州迁到了南京。
“他当时在神学院既是教授，也是财神爷，掌管学校的财务。”李文智告诉记者，司徒雷登非常有语言天赋，他会很多种语言。他当时教两门课，分别是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但课堂上，他坚持用汉语教学，他的中国话带有一点杭州口音。事实上，他还会说地道的南京官话和粤语，“来南京之前，为了更好地与学生交流，他特地到庐山拜师学习南京官话。”为啥要到庐山去学，而不在南京本地学呢？李文智哈哈大笑，“他给我印象就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庐山学南京话。”有趣的是，司徒雷登学成之后，发现自己的学生竟然多半是外地人，根本用不着南京官话。
司徒雷登在南京有没有结交到本地朋友呢？来南京后，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除了教书，他还喜欢干什么？
凡人司徒雷登的家居生活
“司徒雷登从金陵大学创办就来南京了，他在金陵大学认识了我爸爸，后来还推荐我爸爸当了金陵神学院第一任华人院长。”司徒雷登和李汉铎的关系有点复杂，师生？朋友？同事？应该都是，但也不完全对。
李文智说，司徒雷登比他父亲大10岁，父亲还在金陵大学读书的时候，司徒雷登已经在那里当老师了，后来两人成了同事、好朋友，一直到司徒雷登去了北京，他和李汉铎还有书信往来。
而在陈泽民的印象中，司徒雷登是一个求贤若渴的人，他很会用人，没有架子，很谦虚。“他当时住在上海路，他结识了正在协和医院任教的传教士伦道夫·希尔兹，两人同住一栋楼房，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的妻子也亲如姐妹。”在这段日子里，司徒雷登每天上4小时的课，余下的时间用来备课、研究，处理行政事务，学习汉语，有时候到不远处的金陵大学去讲道，教圣经课。他讲授的课程包括：《新约》、希腊文《新约》讲座、现代传教史、教会史等，同时，他的领导才能和待人接物的诚恳，也受到各方面的关注。
除此之外，司徒雷登也一直在物色人才。当时，土生土长的基督教牧师中没有一个正规的大学毕业生，金陵神学院的教学质量并不理想，高年级学生只相当于高中程度，低年级学生则只有普通私塾的水平，根本无法满足培养教牧领袖的需要，而神学教育本身的落后，又使很多有才华的青年不愿意入神学院。
教学中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怎样才能激发中国学生的求知欲，而又不超出他们的理解力，同时还扰乱他们原来的信仰？司徒雷登采用“因材施教”的办法，深入浅出，按照现代需要来组织教学，提高教学水平，甚至从世俗大学的毕业生中破格培养潜在的牧师候选人。不久，他发现了金陵大学的毕业生李汉铎，把这个青年人选录为牧师。15年后，李汉铎成为第一个由华人担任的金陵神学院院长。
当搬运工护送剪辫学生逃出南京
“他也喜欢中国文化，在这段时间，他研究中国历史，学习中国哲学。他对孔子很有兴趣，研究孔子的儒家思想。”李文智说，在一些照片中看到，司徒雷登都是西装革履的，但实际上，当时的外国传教士都比较能吃苦，他们平时穿衣风格也很本土化。“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家具会非常西化，但实际上，司徒雷登当时的家具都是在南京本地买的，和一般人家没啥区别。出门坐马车，或者黄包车，大多数是步行。”
但一心一意投身教育的司徒雷登，并不一帆风顺。在这段时间，他遇到激荡的革命浪潮，留长辫的中国学生们剪掉辫子，“革命”了。在当时的时局下，司徒雷登怎么办？
那是司徒雷登到南京的第三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新军士兵举行起义，建立了湖北军政府，其他各省纷纷效法。江西、江苏、安徽三省宣告独立，整个国家笼罩在革命的风暴之下。司徒雷登十分兴奋，南京的青年学子们更是热血沸腾，纷纷剪掉辫子响应。学子们并不太了解革命是怎么回事，认为当务之急是剪掉象征异族统治的辫子。镇守南京的江南提督张勋仍旧效忠清朝，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杀戮无辜，凡剪掉辫子者一旦被发现，就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学校因而停课，但严禁学生离城返回家乡。
在这种形势下，司徒雷登和别的西方教师一起，组织起救助委员会，轮流伴送学生离城。每天早晨南京仪凤门放行的时候，他们把剪掉的辫子逐个别在学生头上，掩护他们出城。运输工人慑于军令，不敢为学生搬行李，学生自己搬运行李时，常会因假辫被行李钩住而败露。司徒雷登与其他西方教师干脆充当了搬运工，每日护送学生出城，直到江浙革命军赶走张勋为止。
学生离开后，金陵神学院也暂时停办，司徒雷登随美国领事馆离开南京，回到杭州住了一段时间。不久，他就接受美联社的邀请，担任驻南京特约记者。司徒雷登干劲十足地投入了新的工作，每天撰写电讯，报告中国时局的发展。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发表演说，宣布辞去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司徒雷登是在场的唯一外国记者，也是唯一的外国人。
司徒雷登在南京写下三部著作
时局渐趋稳定的时候，司徒雷登家里却发生了变化。司徒雷登的父亲去世了，加上他的妻子生孩子落下了病根，于是，他带着妻儿回美国，给妻子看病。但不久之后，他又回到了南京，把母亲也一起接了过来。
重新回到学校的司徒雷登继续当他的教授。在同事陈句应的帮助下，司徒雷登完成了50万字的《环球布道小史》。这本书讲述了现代传教运动的历史、现状和前景，被当时的神学院广泛采用为教材。在下一个年度里，司徒雷登又潜心撰写了《希腊文初阶》。以往中国人学习希腊文，都要通过英文来学习。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直接学习希腊文，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司徒雷登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撰写了这部专为中国人学希腊文使用的课本，书中所有解释完全采用汉语。
差不多在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前后，司徒雷登编纂完成了《新约希华英辞典》，这是司徒雷登历时5年呕心沥血的巨著。脱稿后，由于排印难度过大，一时找不到愿意承担印刷的机构，司徒雷登就亲自训练排字工人，终于使它得以面世。
同时，司徒雷登作为教育家的声望日益卓著。这一年，他出任中华续行委办会特设的神学教育委办会的委办长，从而成为神学教育界的领袖人物之一。这为他后来到燕京大学担任校长奠定了基础。1919年，北京要成立一所联合大学，但因各派争执不下而陷入僵局，当时普遍认为，必须由一位与各方都无所牵连的局外人出任校长才能打开局面，司徒雷登因此作为合适人选被举荐出来。这年1月31日，司徒雷登到达北京。他坐着一辆临时雇来的黄包车，顶着深冬凛冽的寒风，来到位于城北的长老会布道团上任。
司徒雷登这一去，直到20多年后才重回南京，但回来时，身份已经由教育家变成了政治风云人物。但对于司徒雷登的政治生涯，陈泽民说，司徒雷登要是专门搞学术，不去当大使，就不会落得骂名了。司徒雷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很风趣，很有学问。
司徒雷登也很清楚即将发生的这种变数，在就任大使前的一次欢迎会上，他将来送行的胡适与自己作了对比，并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可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
命运齿轮再次转动，司徒雷登该怎么办？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胡玉梅 毛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