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利兰·莱肯《圣经的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具有文学性的宗教，这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基督教的圣经是一部名符其实的文学作品。
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当圣经的研究方法悄然发生一场革命时，研究圣经的学者们又重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圣经的历史背景、神学内容以及成书过程等传统上的主要研究领域已让位于对文本本身的钻研，首当其冲的是对圣经作品的写作形式和文体风格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文本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关注。
对圣经研究而言，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方法可以有两个方向。其中之一是把圣经同它产生时的文学背景联系起来。这主要是圣经学者和古代比较文学专家们的研究领域，也是这部书中的另一篇文章的论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注重去鉴别那些与圣经文本相关的资源。
而更常用的文学研究方法，习惯上是指把圣经置于一个常见的文学语境中，这一语境为人们在高中和大学的文学教育中所习得。这就意味着要把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教师所使用的文学分析方法应用在圣经的研究上。此外，这也涉及要把圣经同一些常见的文学文本(从荷马史诗到现代戏剧和电影)作一下比较。
相对来讲，这种文学方法对解释圣经的文学起源并不感兴趣，它只是关注圣经里有什么，而不是它是怎样成书的。这类文学批评会让你发现圣经和其他文学作品之间高度的一致性。这并不足为奇，原因也很简单：圣经一直是影响西方文学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
把圣经看作文学作品在眼下颇为时髦，似乎这是文学批评的新发现。其实这是错误的，一本研究圣经文学批评史的书表明，把圣经当作文学作品来对待的历史和圣经本身的历史一样古老。
圣经作者的文学意识
圣经资料中包含着能证明其作者文学意识的隐性和显性的证据。在正典里，有一个作者直接站出来阐述自己的写作思想，而这竟是不折不扣的关于文学创作的观点。这段话出现在旧约传道书的结尾：
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查，又陈说(编排)许多箴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传道书 12： 9—10，标准修订版圣经)
这里有如下几个要点：一是作者的写照。他是一个自觉的作家，仔细地对手头的素材进行挑拣、编排。二是作者对表达的艺术性和美感的专注，这可从“可喜悦的言语”或“让人喜悦的言语”这样的语句中看出。三是作者本人的写作理论所具有的文学性。这是指他意识到自己在用一种明确的文学体裁(“种类”或“样式”)来写作，这里的体裁便是“箴言”(格言)。
圣经的作者们都是自觉的文学艺术家，对此第二个明显的证据是，他们对圣经的书卷做了专门文体的分类。他们把这些体裁称为编年史、谚语或箴言、诗歌、赞美诗、哀歌、比喻、福音书、启示文学、书信和先知书。这表明他们对文体的了解已相当深刻。
关于圣经作者的文学意识的隐性证据更具说服力。一方面，圣经的写作本身显示出文学性。圣经故事的叙述者明显知道故事是根据“开始—中间—结尾”的原则来构造的。他们的故事展现出戏剧性反讽、铺垫、高潮这些在世界各处的故事中随处可见的相同的技巧。
圣经诗歌作者知道赞美诗分为三部分(引言、发展、结局)，而哀歌分为五部分(祈祷、怨言或对危机的解说、恳求、对上帝之信心的陈述和赞美上帝的誓言)。他们擅长使用暗喻和明喻，精于运用拟人、呼语和夸张等诸如此类的修辞手段。
圣经的作者对文学资源的出色利用表明他们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如果我们把他们的作品放在他们所处的远古背景下进行考察，这一点会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会发现圣经的作者在创作时明显受到了周围国家的文学艺术的影响。如十诫和申命记就有古代赫人国王所签的宗主国条约的痕迹；诗篇29篇是对迦南人歌颂巴力神功绩之诗歌的戏仿；雅歌含有对埃及爱情诗的模仿；使徒行传中也有和古希腊文学中的旅行见闻和法庭辩论相似的地方。
早期教会中的争论
圣经是否为文学作品这一问题在教父内部成为争论的焦点。这些人既精于古典修辞学也熟悉圣经研究，他们非常想知道如何能把圣经与古典的写作方式和规则联系起来。他们普遍倾向于将圣经与古典文学对立起来，并通过证明圣经的简洁优于古典艺术之华丽，从而宣告基督教优于异教。
但另一些人就这种对圣经文学性的否定提出了质疑。比如，其中一些人宣称，旧约中的一些诗歌体经文明显是按照古典格律写成的。哲罗姆(Jerome)为自己间接引述古典作家作品的习惯辩护说，他发现保罗在新约中也是这样做的。
中世纪登峰造就的人物是奥古斯丁(这在其著作《论基督教教义》中尤为明显)。诚然，奥古斯丁的方法是有其局限性的(如只分析修辞或文体)，但他确立的四个关键原则在对圣经的文学分析上至今依然有用。
第一，他断言圣经的作者遵循了古典修辞的普通规则。他解释了阿摩司书和使徒书信中的几段，以证明圣经可被看作普通的文学作品。
第二，奥古斯丁推崇圣经的雄辩与美感，认为它们具有内在的价值。
第三，当他宣称圣经的文体和其传达的信息不可分时，他便奠定了现代文学理论的一块基石。
最后，尽管奥古斯丁对圣经文学性雄辩饱含热情，但是把圣经完全等同于其他文学作品又让他不安。比如，他声称圣经的雄辩性不是“由人的艺术和关切创作的”，而是“从上帝之心灵中”流淌出来的。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融合
16、17世纪代表着对圣经文学理解的繁荣时期。虽然奥古斯丁的观点在他那个时代属于少数人的观点，但在文艺复兴中，把圣经看作文学作品已成为主流。与奥古斯丁的方法只局限在修辞方面不同的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者主张从内容和形式上对圣经进行多方面的文学解析。当我们发现圣经注释家(路德、加尔文和清教徒)和想象文学作品的作者们都试图把圣经当作文学作品来对待时，更深入的融合出现了。
在文学家当中，为想象文学作品提供基督教的辩护成了把圣经视为文学作品的源动力。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的《诗辩》(Apology for Poetry)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为文学辩护时，西德尼重点诉诸圣经对人类经验的具体描述或“形象描述”，同时他也强调了圣经中文体和生动活泼语言的重要性。
芭芭拉·莱沃尔斯基(Barbara Lewalski)的书《新教诗学和十七世纪宗教抒情诗》(Protestant Poetics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ligious Lyric)记录了在多大的程度上，宗教改革中的圣经注释家和文艺复兴中的诗人就圣经的文学性的几条基本原则达成了共识。
这几条主要原则是：圣经是由多种文体组成的；圣经常常具有比喻和诗歌的特征；圣经非常依赖于象征的手法。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圣经的文学阐释总是与对圣经的宗教信念(即将其视为神圣书卷)结合在一起。
对圣经的浪漫主义世俗化
在接下来的对圣经文学性关注的重要时代，也就是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运动时期，这种结合消失了。我之所以给对圣经的浪漫主义文学阐释方法贴上“世俗化”的标签，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对圣经的纯文学的兴趣，即，它缺乏多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归于圣经的宗教信念。在许多方面，将圣经视为文学作品而对其顶礼膜拜是诗人发起的运动。
浪漫主义看重圣经的两个文学特性。他们钟情于圣经世界中流溢着的原始的单纯，以及其多数诗歌所蕴含着的充满激情的崇高。C. S. 刘易斯(Lewis)提及那个时代对“原始和激情的嗜好”时作了如下补充：
在原始朴素的世界里，国王可能是牧羊人，先知突发而神秘的行为，青铜时代战士们野蛮的激情，帐篷、羊群、旷野、群山组成的背景，主耶稣的寓言和比喻所富含的田园乡村般的朴素美，这一切第一次……成为积极的文学财富。(《钦定本圣经的文学影响》，27)
当西方社会本身变得越来越世俗化时，诗人们便努力地使灵性实在(spiritual reality)回归生活。怀着对神话的渴求，他们渐渐地把圣经看作是包含(用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话说)“伟大的艺术编码”(the great code of art)的宝库。
浪漫主义诗人对圣经的兴趣主要在于把它作为文学资源和模型，而不在于把它当作宗教信仰的源泉。浪漫主义艺术家们在圣经中发现的真理和他们在其他想象的文学作品中发现的真理并无二致，这就是人类经验，尤其是人类情感的真实。将圣经世俗化地尊为文学作品，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它也激起了主要因宗教内容而尊崇圣经的基督教团体的反应。
圣经文学批评的胜利
当前，用文学方法来解读圣经的兴趣主要是文学批评家努力的成果。在20世纪上半叶，这项运动几乎不为人知。为数不多的大学文学课教师成功地开设了英语圣经这门课程，他们偶尔也出版有关圣经文学欣赏的书籍和用于文学课程的小册子。
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运动已渐渐浮出水面。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宣称“圣经是文学教学中最基础的。它的授课应该最早、最全面，这样它就可以沉浸到学生脑海的最底层，而之后所学的东西就可在上面累积”(《培养出来的想象力》)(The Educated Imagination)。到了20世纪90年代，圣经已成为世俗文学圈子里的一种最新的时尚。
传统的圣经学术研究也对当前的文学方法产生了兴趣。一种范式转变发生了：传统上对圣经的神学和历史关注让位于文学的分析方法。企图在早期圣经研究的流派中寻求这种范式转变的根源，这本身是一种误导。仅是当学者们拒绝那些已主导了其学科研究一个多世纪的方法和成见，对文学批评家用于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开始尊重时，时下圣经学者中这种对圣经的文学兴趣才成为可能。
自发地带着文学的期待去阅读圣经，自发地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去解析圣经，这不只是最近的时尚。它根源于圣经本身的性质。另外，几个世纪以来，对圣经最好的阐释已接受了以下的前提：圣经在其重要意义上是一部文学作品；其意义和阅读的乐趣部分地依赖于是否有能力用文学的方式去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