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6年，一个似乎没有什么世界性大事出现的年份，思想史上的两个重要人物的换场交接却悄无声息地发生在一个远离当时世界争战中心的安静小镇巴塞尔。这一年的7月，著名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在这里去世。而4个月前在这里出版的一本名叫《基督教要义》的书，则把一位深受他思想影响，特别是他所编辑出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的影响，同时自己注定要对宗教改革以及当代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推上了历史的舞台。那一年他只有26岁。 当1536年3月这本书在巴塞尔出版的时候，就像那个时代所有拉丁文著作一样，它有一个很长的书名。它封面上的拉丁文书名可以翻译为： 基督徒敬虔生活指南，几乎包括所有敬虔之要义以及一切认识救恩所必需明白的教义。一部值得所有热诚追求敬虔之人阅读的新作。附献给至为基督教化的法国国王的序言。序言中加尔文将本书作为信仰的告白献给国王。努瓦永的加尔文，1536年于巴塞尔。 从这里看，1536年第一版《基督教要义》的写作有两个方面的目的：首先，它是基督教教义的一种概要，基本上按照路德教理问答的结构来设计。从这里可以看到路德改教思想对于年轻加尔文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那些寻求宗教改革的追求者们向迫害他们的君王所提出的信仰告白。这方面可以反映出加尔文对于教会所处社会问题的关注。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这本书形式上也被设计成一种版本较小并可以直接放在口袋中的生活指南。全书相当于新约圣经从《马太福音》到《以弗所书》的篇幅。其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可以从出版一年就全部售光看出来。 首先让我们看后一个方面的目的。由于受到科普事件的牵连，加尔文在1535年1月逃离法国到了巴塞尔，试图在那里找到一个可以安静研究的地方。到达巴塞尔后，加尔文开始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这本书的写作上，直到8月23日完成这部著作。 在这期间，根据此年2月加尔文记录下来的一份政府报告，他祖国的宗教改革者被政府指控是“重洗派以及试图推翻政府的人”。按照他在22年后所写的《＜诗篇＞注释＝序言中的回忆，他如此地描述了当时的处境：“当我隐居于巴塞尔时，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情况下，有许多忠心与圣洁的人却在法国被烧死”。但最让加尔文无法忍受的是这些改革者都是以叛乱分子的名义被处死：“一些邪恶与欺骗的传单，声称没有人被处以此极刑，被烧死的都是重洗派与叛乱分子”，作为一位法学者，他怒斥“法庭的措施是何等无耻”，并且立誓说：“我当时就看见，除非我尽一切的方法来反抗他们，否则我的沉默将使我无法逃脱懦弱与奸诈的罪名。”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535年8月23日，他在写完全书后，最后加上了这本书的序言——给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信。 从内容上来看，第一版《基督教要义》由六章构成，前四章主题与1527年出版的路德的教理问答很相似：律法（第一章）、信经（第二章）、主祷文（第三章）以及圣礼（第四章）。第五章涉及到对天主教其他五种圣礼的反驳；第六章讨论到基督徒的自由、教会与社会的关系。除了作为序言的给法王的信外，我们从后两章中，特别是第六章论基督徒的自由及论公民政府这些章节中，可以看到当时法国宗教改革的现实处境对这本书的影响。出于做出信仰告白或护教的目的，加尔文在致法王的信中如此说：“我发觉陛下的国中有一些恶人，怒气冲冲，使得在你所统治的辖区，纯正的基督教信仰难有立锥之地。因此，我认为，我若用这同一本书，一方面教导他们，另一方面向陛下您陈明我的信仰，这样做是有益的。” 不过除了以上这个目的之外，从本书的结构可以看到其首要的目的，就是阐述在他看来，基督信仰的基本要义，以满足那些从对教皇制的迷信中醒悟过来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之真义的人们。在致法王的序言中，一开始他就说明：“刚开始写这本书时，我完全没有想到最后会将此书献给国王陛下。我唯一的目的是想传授一些基本的真理，使一切热衷于信仰之人成为真正敬虔的人。我知道，在我的法国同胞中，有许多渴慕基督的；然而，我发现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对基督拥有最基本的认识。我着手写这本书就是为了他们。本书简明而基础的教导方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前四章的内容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出于这个目的而写的。在这几章中，加尔文基本上没用争辩或论战的文字，而是直陈所谈论的教义的真义。以致不少研究者认为，或许加尔文这部分的内容在到达巴塞尔之前就已经写出来了。据英译者巴特尔斯（F. L. Battles）的看法，当时“杜·蒂勒（Du Tillet）家族在安古莱姆的克莱克斯(Claix in Angoulême)为加尔文提供了庇护及‘一个安静的窝’，我们至少可以猜测那里的大图书馆很可能为加尔文写作这本书提供了参考”。（《基督教要义》英译者导言第1节） 在随后的年月里，《基督教要义》被加尔文倾注心血作了数次较大的修订，内容有了很多的增加，直到1559年的最后一版变成四卷80章的篇幅。在1559年版的《基督教要义》出版后，今天读1536年版的《基督教要义》还有什么价值或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应。 首先，这本书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如果我们把这本书当作加尔文第一本重要的神学著作，那么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神学思想发展的起点。其中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尔文的神学思想的产生及表述与当时社会处境的关系。虽然加尔文在以后的修订中，基本没有改动致法王的信，但他后两章的内容却有较大的扩充，而且次序也有所调整。只有在1536年版的《基督教要义》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这本著作的“三明治”结构：五六两章的内容和致法王的信，将一到四章的内容夹在中间。在法国对新教改革的迫害越来越严重的局势之下，这种结构给本书涂上了某种鲜明的护教书的色彩。或许只是在这种时代的色调下，我们读基督徒的自由及教会与政府的关系等论述，就更能体会加尔文这方面思想的原本用意。 其次，这本书让我们对加尔文神学中的敬虔方面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前文所引他对这本书写作用意的说明中，加尔文明确地提到他“唯一的目的是想传授一些基本的真理，使一切热衷于信仰之人成为真正敬虔的人”。 虽然这个大的用意在以后的修订中一直都保持着，但在他刚开始修订时就有些调整。1539年版的《基督教要义》出版后，人们发现这本书的目的被表述为：“让准神学生用来预备自己研读圣经”。（作者前言）就是说，他后来修订的《基督教要义》，无论增加或调整内容，用意更多倾向于使此书作为有一定教育背景的信徒进行研经的预备。这样看来，只有1536年的版本，其写作的对象，是不分平信徒还是准学生的。在这一版中，加尔文是要从圣经出发，按照基本教理的框架，试图给读者带来生命成长的牧养，并使之能够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因此，这样的意图及构架，与后来大部头的1559年《基督教要义》相比，让我们更能从中体会加尔文当时信仰中的敬虔精神。而这也是此版《基督教要义》被更接近其原意地称为《敬虔生活原理》的主要原因。 或许对一些思想家来说，越到后期的思想是越加成熟的。但对加尔文这样的神学家来说，只有了解他早期神学思想的起点，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他神学思想的本源。而且，我们不能只是把他的思想当作一种知识去了解，还要同时去体会其文字所传递出来的信仰的敬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