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为筠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2期 本站发布时间：2009-9-27 0:55:20 阅 images/article_img_3.gif 燕京大学90周年纪念活动前不久在北大校园隆重举行，近千名燕大校友欢聚一堂共叙旧情，缅怀这所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过去的莘莘学子如今已成垂垂老者，最年轻的也已古暮稀年，可能这是他们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聚会了。 这些老人的到来使得宁静的“燕园”忽然热闹起来，很多年轻的学生感到好奇而新鲜，因为从来只知道北大而不知燕京，没想到“燕园”里还隐藏着这么一段历史。 不过，老人们再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大学，只有在未名湖畔铭刻“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的石碑上，才能找到熟悉的“燕京大学”四个字。 这所大学真的就这么永远消失了，但老人们的记忆却依然清晰。他们仍记得当年考入这所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名校是何其兴奋，想起老校长司徒雷登在入学典礼上一一叫出他们名字并握手的情景，一切恍若在昨天。 与燕京大学经历同样命运的还有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十几所大学。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背后有着共同特征——由基督教或天主教会创办，并一起在1952年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集体消失。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世纪末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汹涌而进国门的还有洋人的宗教。一直为基督福音不能影响中国社会上层而苦恼的传教士们，发现了开办学校的“曲线”传教之路。当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勿庸立案，立即出现一些由西方基督和勿主教会创办的学校。由于新教各差会教派林立各自为政，为了争夺日后在华传教的有利地位，20世纪初纷纷开始把原有的学校升格为高等院校。 位于杭州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大学起源于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1867年改名为育英义塾并迁往杭州皮市巷。1911年才迁至秦望山麓，并于1914年改名为之江大学。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马叙伦对此校十分关注，亲自创作了校歌。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多年后正是这位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亲手“消灭”了这所教会大学。 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的司徒雷登，早年全家就在之江大学生活，父亲曾在这里担任教师。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国读完大学重返杭州传教时，亲自参与了学校升格为之江大学的过程，他的弟弟司徒华林还一度担任之江大学的校长，一家人都与教会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司徒雷登没在之江大学呆多久，就牵头创办了燕京大学并成为首任校长，主持校务工作前后27年。这所大学起初由汇文、通州协和、华北协和女子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为校训。司徒雷登为了给新大学找到一块合适地点，骑毛驴、自行车转遍了京郊，最后在西郊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为了得到美国富豪和中国官绅的资助，司徒雷登四处奔波“化缘”，甚至会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聊天游戏，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京。 “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这是司徒雷登在建校筹款时的真实感受。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美国基督教差会帮助，一所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环境最优美的校园拔地而起。司徒雷登除了筹款外，还给哈佛燕京学社的组建争取到一笔巨款。名不见经传的燕京与名校哈佛搭上了钩，一时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吸引来冰心、费孝通这样优秀的学子。 这位燕京的校长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家喻户晓，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确，他对之江大学、燕京大学尤其是后者功不可没。这所燕京大学也成了司徒雷登后半生魂牵梦萦的地方，他去世前的唯一心愿是安葬于亲手修建的“燕园”中，可惜目下仍为泡影。 好在去年年底他能“折中”地归葬到杭州这块成长之地。秦望山上的校园里，当年他的居所——独立洋楼“下红房”，在郁郁葱葱中百年如一日。然而，这里曾经的之江大学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修缮一新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只有遗留的都克堂、慎思堂、经济学馆等老建筑，才显露出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的历史。 蔚为大观的教会大学 比司徒雷登与教会大学关系还密切的当属马相伯，这位生于江苏的神甫早在民国年间就有“办学狂人”之称。他先后参与创办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其中两所为知名的天主教会大学。 马相伯因为家庭缘故出生不久便受洗礼，他从法国教会徐汇公学获得神学博士，在游历欧美之后一度从政，还曾在朝鲜和袁世凯共事，襄助改革政事。他于1901年退隐上海时，将祖产良田3000亩捐给天主教会。教会也投桃报李不负所望，帮助马相伯实现了办学梦。 1903年3月1日，震旦大学在上海卢家湾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4年教会安排具有不同教学理念的法国神甫南从周负责校务，马相伯次年被迫另起炉灶创办了复旦大学，意在复我震旦。 至于教会辅仁大学，乃马相伯与英敛之一起长期商讨，联袂发起的另一所天主教会大学。从《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到“辅仁社”的创办、波折、重建，马相伯始终与英敛之密切配合，并最终建成了著名的辅仁大学。 不过，除了马相伯和天主教创立的寥寥几所大学，其他多为基督教新教各差会独立创办。由于美国教会对大学教育更为积极，在华的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是由美国以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圣公会而创办。美国差会几乎包办了在华所有教会大学，以至于同行的英国传教士惊呼：“差不多中国的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支持的。” 像金陵、齐鲁、东吴、岭南等教会大学都是有着大致相同的创办经历，基本都是美国新教来华创办。就连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由教会在1904年创办，比北大第一次招收旁听女生早了整整15年。 几年后创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乃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的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群。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女子学院与金陵女大结为姐妹学校，每年为学校捐赠一定经费。这所女大毕业999人，人称999朵玫瑰。这些女子大学使得中国的“女禁”逐渐开放，女子的高等教育就此发展起来。 教会在华办学经过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到20年代已蔚为大观。其中大学有十几所，星罗棋布于中国大地，燕京、辅仁、齐鲁在华北；岭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华南；之江、圣约翰、震旦、东吴、沪江在华东；华西有协和，华中有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其辐射力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国。虽然这些学校规模一般不大，在校学生只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但办学质量非常之高。 光与真理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这些年，教会学校大多数时候是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的制约。但随着大革命的洗礼，国人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反帝爱国思想激荡下，强烈要求收回教育主权。北洋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半数；学校不得以传教为宗旨。 大多数教会大学都能据此作出必要调整，开始向中国当局注册，选举中国人为校长，并建立中国人占多数的董事会。这些教会大学正逐步适应中国的形势与发展的需要，限制课内宗教宣传与课外宗教活动，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自身的转变，日益与中国的社会融为一体。 教会大学的办校资金中学生学费是很大一块，此外均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也都由教会提供。但在世俗化、本土化、学术化的日益影响下，教会大学这些最初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教书育人之所。 教会大学里的异教徒学生越来越多，当年哲学家方东美在金陵大学上学时就从来不祷告。这样的现象在震旦大学尤为严重，到1924年震旦学生共392人，其中320人为异教徒。到了1930年代，像沪江大学干脆连神学院都不办了，一心一意搞职业化教育。 这些教会大学虽然数量不多，但个个起点都很高，教学质量和制度非常完善，所发的文凭全部来自国外。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声誉，比如资格比较老的圣约翰大学就是一例。 这所大学前身是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创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即改组成沪上唯一高等学府，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它早在1905年就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学生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这所牛气冲天的名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是最晚向中国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 圣约翰大学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比如拥有中国第一个现代化体育馆，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校园运动会。毕业于圣约翰的林语堂就是位体育健将，曾经在学校创纪录地一次上台领奖四次。多年后他仍对母校的体育教育津津乐道：“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 圣约翰除了培养像林语堂这样出色的高材生，还有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随着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 办学各具特色 除此之外，各个教会大学都办得有声有色，各校名师云集，学生俊才辈出。以在当时的成就和名誉而论，很多都可与北大、清华媲美。这些学校中有些特色专业闻名遐迩，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系和新闻系，齐鲁大学的农科和医科，圣约翰大学的外语和医学，岭南大学的教育、商科及社会科学，之江大学的建筑、土木工程，以及沪江大学的化学……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随着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 如金陵大学，从这所位于南京的教会大学走出来的著名校友可以说数不胜数，如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 不过要论金陵大学最具特色的还属农科，开创了农林研究的很多先河。恰如胡适所言，民国时期的农业研究中心在南京，南京农业研究中心在金大。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农业界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大部分骨干都是金大毕业生。 像金陵大学农科一样闻名的要数东吴大学的法科，它很早就采用模拟法庭教学，所有的课本都是美国大学的原本，培养了一大批最一流的法学专家。 在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负责审理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中，中国组成的法官中大部分都是出自东吴。以至于很多学生都冲着法学报考此校，连以小说鸣世的金庸也是，学校一半人数居然都是学法的。这所大学部分校友于1949年迁台后，经过砥砺发展，其法学一脉香火仍存，依然成为全台翘楚。 教会大学的医学教育成就有目共睹，对中国医学发展贡献颇多。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等西医教育，改变了中国的就医观念和卫生习惯。比如协和医学院在上个世纪初是中国条件最好、质量最高的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不仅培养普通的临床医生，更多的是培养高层次的医学专家。 所有的教会大学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重视英语的教育，在教学中很多直接用英文授课，所以一般教会大学的毕业生个个外语都十分流利。 这些大学的校友受到了民主教育的熏陶，大多在政府系统而非党务系统任职。那些小有名气和运气好的人，则在如医学、农业、新闻、法律等教会大学较有优势的行业工作。如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常能担任国际新闻处和西方报纸的要职，金陵大学在农业界、东吴大学在法律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