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敬爱的戴绍曾牧师,主已经接他回天家了(3月20日4:30am)。请大家切切为戴师母,为戴继宗牧师及全家祷告,为即将举办的追思礼拜祷告(4月4日)。主啊,求祢教我们学会数算自己的年日,不要听凭我们白占地土;祢的圣灵要激励我们效法戴绍曾牧师,如同他效法基督。
圣山文摘
改变字体大小 #160; #160; #160;http://www.gospelherald.cn/files/gen/gen_20090316_ningbo.jpg目前在中国各大城市中,同时存在着各类型的教会,她们都呈现出喜人的新面貌,可谓“蓬勃多样”。中国城市教会是时下中国基督教一支重要的力量,它现在的现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契机是怎样的? 日前,福音证主协会第60期《展望中华》特推出《城市教会发展现况》专题,由中国内地教牧同工执笔撰写文章,分享中国城市教会的实况、与家庭教会的关系、使命等等。其中一篇文章中,作者“渴恩”详细介绍了城市教会的现状、挑战与契机。 目前,在中国各大城市中,同时存在着各类型/模式的教会,比如传统家庭教会、三自教会、知识分子教会等,她们都呈现出喜人的新面貌,可谓“蓬勃多样”。 特点方面,包括年龄结构年轻化——城市教会的信徒不再以清一色的老年妇女为主体,中青年、男性信徒已经开始占重要的比例;信徒结构知识化——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越来越多,因此信徒对教会的牧养、关怀、辅导等方面的期待和要求也越来越高,且喜欢尝试把基督信仰和日常生活及所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如透过圣经关注社会万象、道德伦理,生态环保等;牧养对象多元化——传统的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已开始投入学生校园事工和知识分子事工,知识分子教会和第三类型教会也开始了农民工事工和残障人士事工,所有类型的教会也都意识到家庭事工的重要性;聚会形式多样化——按年龄结构来看,有青少年、青年和老年聚会;按照性别来看,有弟兄和姊妹的聚会,此外还有残障人士聚会、工程师聚会、艺术工作者聚会等。 中国城市教会也不可避免的面临着试探和挑战,这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巨大挑战不无相关。无论是公开与非公开教会都面临相同的挑战: 财务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透明度,不向信徒公布账目,这造成很多弊端,如缺乏财务监督、账目混乱、教会负责人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除异己,任人唯亲,教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小圈子、小团体,也存在着“一朝君子,一朝臣”的现象;追求规模——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盲目推崇建立超大型教会,数千或上万的信徒,而牧者却只有一两位,满足了个人的荣誉感,却不知无法有效牧养如此大量的羊群;属灵清高——认为自己的领受和神学立场才是福音派,自己的解经方法和布道形式才是正统,自己的祷告方式和生命追求才是属灵,认为自己的见证和经历才是真实可信等;崇拜讲员——这些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海外教会的影响,在宗派思想、神学观念、解经方法,甚至教会模式、发展异象上都可窥见海外教会的影子,而且他们特别崇拜大牌讲员、资深名牧、学科专家、博士头衔等;注重团契——强调信徒委身团契,主日崇拜可因事缺席,但绝不能缺席团契,造成了团契兴旺而礼拜冷淡,委身团契而非委身教会,团契之间攀比竞争、地盘主义抬头等问题;忽略伦理——一些弟兄姊妹缺乏实际的教会生活,对教会的理解和认识处于理想主义状态,缺乏基督教伦理道德观念,与本地同工不易配搭,与同工缺乏默契。…
半个多世纪以来,基督教在中国是受压抑的、被边缘化的、有时甚至是非法的。但如今基督教席卷中国,信众的人数已经超出教堂的容量。有人估计中国如今大约有7000万基督徒,和共产党员的数量差不多。 基督教之所以兴旺,部分原因是:在腐败和污染盛行、“中国制造”产品的全球形象受损的资本主义年代,它为民众提供了一种道德框架。 一些中国基督徒表示,他们的信仰对执政者而言其实是一种福音,因为它有助于巩固作为持续执政核心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基督教让民众在政治上更为自信,鼓舞着他们追求更多的自由。 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线总是在变化。例如,新的教堂和主日学(Sunday school)有时是得到允许的,有时却是禁忌,因为地方官员对宗教集会的解释尺度很宽。 不过,总体而言,政府允许教堂更加开放更加积极,预示着公共生活新的信仰宽容。中国主席胡锦涛去年甚至主持政治局宗教“学习班”,在那里,他向中国最有势力的25位领导人表示,必须团结信教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建设繁荣社会。 这种由新教徒带动的崛起反映了中国更广泛的精神觉醒。在当今的自由市场现实中,共产主义褪色,很多中国人感受到“信仰危机”,向神秘的道教、巴哈教和基督教寻求慰藉。 当基督教在西欧的影响力缩小之时,人数日益增长的中国信徒重新划分了世界宗教地图。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日增,对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可能产生影响。 不过,信仰在中国的未来仍有不确定性。牧师金明日(音译,Rev.…
http://bbs.hangzhou.com.cn/thread-5371678-1-1.html 文章首先谈到中国基督徒的数字。作者引述一位曾是共产党官员的基督徒的话说,现在中国有1亿3000万基督徒,虽然官方数字是210万(160万新教徒,50万天主教徒)。独立的研究机构和基督教团体则估计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在7000万到1亿3000万不等。作者说,如果这样,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就可以说超过了7400共产党员这个数字,中国因此也可能世界上是活跃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文章说,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时候,受洗的民众只有不到1%,而且主要是天主教徒,而今人数最多、最活跃的是新教的”家庭教会”。文章接着介绍了上海一个典型的家庭教会:人数不超过25人,因为这是法定不需要申请的聚会人数上限;地点在普通居民楼;参加的主要是城市专业人士;没有教堂的长凳,只有沙发和折叠椅;使用的传道资料多从互联网下载。 中国的未来 文章说,家庭教会在中国法律地位模糊,处于半公开、半合法状态,只要聚会人数不多,影响不大,政府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新教教会尤其宽容,而对何梵蒂冈有关系的地下天主教会则更为严厉。文章接着提到,基督教早期教会为了躲避罗马帝国的迫害,采取的也是小规模聚会的形式,但众多小型教会又加快了信仰的传播。作者说,今天的中国当局面临的是同样的局面:一方面通过控制聚会规模可以保证不出现威胁党的领导的力量,但结果是教会数量迅速增加。文章说,这种家庭教会的好处是没有教堂、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因此也没有财政负担,但问题是管理质量也难以保证,同时也缺乏富有经验的传道人,经常是”信教两年的基督徒在指导信教一年的”。文章还指出,当前中国基督教和欧洲不同的是,在欧洲基督教意味着传统和仪式,而在中国,和基督教相伴的是现代、科技、商业。一位家庭教会牧师就说,他们是”中国第一代基督徒,也是中国第一代商人”。文章最后说,不能不得出结论,基督教未来会在中国产生政治影响。文章引述一位教徒的话说:”要想知道中国的未来,就必须掌握中国基督教的未来”。
http://www.zijin.net/blog/user1/304/archives/2005/4063.shtml 作者:周国洪 一、小屋 · 小路 这是我姨奶的小屋。(下图) http://www.zijin.net/blog/uploadfile/2005105115247181.jpg 我的姨奶――我妻子的外婆的妹妹,是苏北农民。今年78岁了。 2003年“十一”,我买车后的第一个长假,开车带着外婆回她老家,去看姨奶。 姨奶老两口,膝下无子女,住了一辈子草房。2001年,在他们大约74岁的时候,住进了这间瓦房。 瓦房长约8米,宽约4米。…
2009年04月17日 #160;21:13 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4-17/1652146.shtml #160; 中新社北京四月十七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十七日在北京要求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宗教现状的调查研究、加强基层宗教工作、加强支持爱国宗教团体建设的力量。 此间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和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宗教工作专题研讨班十七日在北京结业。贾庆林出席结业式并强调,全面贯彻中共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扎实做好宗教工作,全力维护中国社会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贾庆林要求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切实加强中共对宗教工作的领导。…
李提摩太路线提上中国宣教日程 丰收神学院曼德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 28:18 中国宣教史有“戴德生路线”和“李提摩太路线”的说法,但实际上在宣教课程中讲戴德生的篇幅远远大于李提摩太。前者是一个教会中人人皆知的人物,而后者却在教会中鲜为人知,倒是社会上的人,不时提到李提摩太的名字。其实正如与李提摩太同一时代、在中国温州宣教28年的来华英国宣教士苏慧廉指出的、近代所有来华外国宣教士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李提摩太。熊月之先生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更说:“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传教、译书,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样样搞得有声有色……与达官显宦的交往之多,与各种政治力量的接触之广,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大,那是晚清任何传教士都不能相比的。” 李提摩太显然是宣教士中的异类,他更侧重通过文化事工来实现福音使命、更侧重上层精英、更侧重在政治、传媒、教育、科技、慈善等领域为福音的广传做预工,并最终达到福音化和文化基督化的效果—-这种“李提摩太路线”对中国当下的社会、教会尤其是宣教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因为中国的基督徒及福音传播已经不象30年前刚改革开放的光景。教会已经由农村教会为主体变为以城市教会为主体;基督徒已经由农民等弱势群体为主体变为以社会中坚阶层(如专业人士、企业家、知识分子、医生、律师等)为主体;教会对社会的立场也逐渐从封闭拒斥走向影响社会的积极立场。(如这次四川救灾就是中国教会第一次在全社会的亮相、另如企业文化界的基督徒企业家的“羊文化”运动就是在重建中国经济伦理)。众多教会也认识到法律上的维权、政治上的争取政策、文化上的拓展、媒体上的占据,是教会与福音能够加快传播速度的有效途径。面对这样的社会大背景,李提摩太路线应该提上中国教会宣教的日程,而更多地认识李提摩太显然非常必要。 目前汉语界出版的李提摩太传记并不多,苏慧廉所著的《李提摩太在中国》一书,是比较权威的李提摩太传记。本文中的大部分资料与事实均出于该书。李提摩太(1845-1919),出生于英国南韦尔斯省。他在攻读神学时立志到中国传道。1869年他受聘为英国浸礼会宣教士,1870年2月12日抵达上海;之后,他游行布道于东三省、华北地区,在社会底层宣教。生硬地隔离两条路线也是不对的,因为两条路线经常交融,如李提摩太刚到中国,实际上还是采用“戴德生路线”的方法。他长达数年通过游走或者骑马、骑驴游行布道、医疗、发放福音书籍等来传福音。 1876–1879年,中国北方十多个省遭受了旱灾,这场灾难大大改变了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当时山东、山西饿殍遍野、尸骨成堆、人吃人是常事;甚至有几批灾民要求李提摩太带他们造反。李提摩太出于基督徒的爱心和宣教的考虑随即把大量精力放在赈灾工作上。给灾民发粮、发钱、也协助政府救灾,并将《劝世真言》张贴街头,劝人悔改归向真神。救灾是基督徒文化使命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是传福音的最好渠道。四川地震我去了三次,第一次给灾民发放物资时说一声“耶稣爱你”,等2月后我第二次去,他们就主动地跟我握手,说:“弟兄、感谢主”,原来他们已经信主了。 不仅如此,通过救灾,李提摩太打开了一条向社会精英宣教的路线。李提摩太积极向地方政府建言,进献救灾良策;他也常与官绅合作发放赈灾物资,在合作中积极影响官绅。李提摩太在救灾中多方募集资金,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亲自派人将李提摩太从国外募捐的银子运到山西,并主动会见李提摩太。正是与李鸿章的会见,使李提摩太认识到了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他于是决定将传教的重点转向官员和学者。…
改变字体大小 #160; #160; #160;http://www.gospelherald.cn/files/soc/soc_20090429_brotherliu.jpg刘爱新老师。本月8日,福建仰恩大学由两位校领导出面,口头解聘了该校经济学院教师刘爱新。由于校方做法被指“粗暴”未按照《劳动合同法》办理且理由涉及基督教信仰。网友在网上热议此事件根源是否出于校方对基督徒看法带有色眼镜及压制? 校领导的调查是根据去年11月刘爱新老师被学生举报其个人博客中富含基督教信仰的博文。此次“口头”解聘的数日后,刘爱新老师在博客上阐述学校给出的解聘“正当理由”为:“ 第一,我在学校成立教师团契,没有经过学校批准,没有按社团管理有关规定向学校提出申请并备案。我还参加了很多宗教活动,违反了宪法和教育法中有关教育和宗教相分离的原则和规定。学校方面把基督教团契理解为社会团体或社团。 第二,我在博客和QQ空间上发表了很多不恰当的文章,和我的工作及职业身份相背离。 第三,我的政治观点不恰当,因为我在空间的签名有‘政治:建设人道的社会民主主义!’ 这句话;同时还有‘人生:十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永远不回头!’这句话,表明我的信仰很坚固。我不再适合在教育机构任职。”…
婚姻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内地的社会焦点之一,其中离婚情况最为严重,特别是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化程度高的城市,离婚率也偏高,并且每年有攀升的趋势。而专家指,造成此现象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婚姻观的扭曲。 在此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内地信徒的婚姻状况如何?如何透过婚姻辅导以及属灵资源支持等来帮助建立以基督化为中心的家庭?福音证主协会下属的神州情事工本月对此作介绍,并将此作为代祷题目,呼吁弟兄姐妹一同为此守望。 神州情介绍说,在中国内地,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教会与社会接触更为频繁,一方面打开了传道的门,福音传播更容易;另一方面,社会上偏差的观念和不良的风气更容易进入教会,影响信徒,其中对婚姻观的影响最大。 信徒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婚姻现况: 嫁给不信者—— 内地教会女多男少,不少姊妹到了适婚年龄仍未有结婚对象。有些姊妹只能继续守独身,承受家庭和社会压力;有些姊妹则碍于家人的压力而被逼嫁给未信者,婚后面对更大的困境。面对不信的丈夫及夫家,信仰受到极大的考验,甚至因为坚持信仰而被丈夫“逼迫”;有些姊妹因此“回到世界去”——迁就丈夫而失去跟随主的心。 姊妹婚后才信主—— 姐妹要面对不信主的丈夫,压力颇大。曾有一名未信主的丈夫跑到妻子的教会大吵大闹,要妻子不要经常往教会跑,而应留在家中。这令不少姊妹深感为难!也有一部分姊妹成为传道同工,但丈夫不信主,两人的价值观南辕北辙,造成不少矛盾,使姊妹的身心灵疲惫。 夫妇分隔两地——…
[ 一连三日的刘同苏牧师悉尼布道会在上周六晚的培灵会中完满结束,呼召起新一批的宣教精兵。据大会工作人员说,这三晚的布道会都挤满了人,西悉尼华人基督教会主堂附堂近千座位坐满了人。当中不少是中国大陆背景的华人,在培灵会上积极响应刘牧师的信息,不但灵里得到饱足,而且更燃起传播福音的心志。 最后一天培灵会上,刘牧师结合以斯帖四章的故事和约翰福音四章的教训,让会众深深感到他们享受的祝福背后的神的心意。以斯帖移民到波斯,不久选为波斯皇后。皇后候选人来自127个省份,为什么只有以斯帖被选上?是她配得上当皇后吗?还是她长得特别出众?刘牧师说身处海外的华人其实就是站在以斯帖的位置。“中国13亿人口,难道没有比我们更好的人吗?”他说神如此赐福海外的华人,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神的恩典。 他在美国耶鲁大学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不少来自中国清华北大的优异生。这些学生认为是自己努力的成果,不是神的祝福。刘牧师说这些学生当中不少是原本来自农村的,其实从农村到城市到美国都是恩典。美国几所世界顶尖的学府,如耶鲁、哥伦比亚、哈佛,其实都是宣教士建的,没有他们的牺牲,就算再勤奋的学生都不可能进入这些大学。 “当以斯帖当选为皇后以后,就是生命的所有吗?享受海外幸福的生活就是生命的全部吗?神的祝福就是以我为重点,为我服务吗?”刘牧师引用以斯帖里的经文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刘牧师接着解释神的计划除了救赎,别无其它,一切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拣选我们的原因就是让我们保住一份稳定的工作,这就祝福的全部吗?当时以斯帖选择有两个:1.领受,将生命献上,成全神吩咐我做的事情2.祝福留给别人。 刘牧师说:“神需要你吗?我们只有一次机会作出选择,你今天坐在皇后的位置就是为了这件事,你若不做,神肯定兴起别人,你必至灭亡。” 海外教会不能兴旺的原因是不将得到的恩典分享出去。这条祝福的管道不能再封闭,必须不断流出去,给需要的人。一个教会如果不传福音,就必至灭亡。 在北美,教会关门的事并不是罕见。每年虽然有3000间教会建起,但却有4500间教会关门,也就是每年流失近1500间教会。教会关门的原因,追根究底是把福分留给自己享有,得到了皇后的位分却未能把握今生的机会。刘牧师说他亲眼看到一间在1950年拥有1500名会众的教会,在43年后关门,原因不是没钱,而是没有关心新移民,自己享受祝福,再没有新生的力量加入。他强调神不托住的教会一定关门,因为教会是靠着恩典建立的,而且需要恩典继续维持,不断地给出。如果教会不抓住机会造就他人,就再没有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