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山文摘

2000年左右出版的海外基督使团的《中国基督徒数百万》（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2003年《时代》周刊记者大卫 #8226;艾克曼（David Aikman）所写的《耶稣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2005年“中国伙伴”创办人林明胆牧师（Rev. Werner Burklin）的《耶稣从不曾离开中国》（Jesus…

面对广大的中国禾场，福音之火如何能够燎原、实现中国福音化的异象呢？当前的中国福音运动又是沿着怎样的走向和轨迹呢？哪些类型的教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呢？而距离福音在神州大地上普传还有多长的时间呢？ 中国家庭教会领袖之一的刘同苏牧师在面对本报记者的专访中，介绍了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是近十年中国教会的第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在过去十年来中国福音运动与之前相比的一个显著变化之后，亦表示：“虽然新兴城市家庭教会是主导，但是并不是是福音运动的全部。” 他认为，当下整个福音进中国有三个基本进路，第一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第二和第三则分别是农村传统家庭教会和民工教会。目前这三条进路都跟中国近十年来的都市化有关系，受到都市化的影响，并且伴随着都市化的进程，福音也会藉着这三条进路从中国的中心城市广泛的扩展到各地的城乡镇之中，届时福音才算真正在中国这片神州大地上普传。而在这三条进路中，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是主导，特别是北京的家庭教会，伴随着都市化的进展，乡村的家庭教会会再次复兴，而民工教会则对前两支进路的未来都影响深远，他强调，忽视的话会带来没落。 新兴城市家庭教会从上倒下陆续影响全国 刘牧师一一介绍这三条进路。他说，第一条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它已成为中国福音运动和中国家庭教会的主导力量，这是一条“从上到下”的进路，因为现在中国都市化是“越大的城市影响力越大”，走向也是从上到下——从大型城市到中型城市、再到小型城市、再到地方城镇县城、接着是农村。 他解释说现在中国“所有的文化潮流都是这样的走向”，比如看看外在所流行的发型和服饰等，其源头先是上海，然后按着这样的次序慢慢的流传开来，而北京则是内在的文化流派的中心，各种文化流派无论是从何处发源最终都需要通过北京的文化圈进至影响到全国——可以说，影响的模式仍然是大型中心城市到中小型城市….如此一层层影响到全国，而其中越大的城市其影响力越大。 北京和上海家庭教会的崛起意味着神已把福音放在都市化源头 将此模式用来观察当前的中国教会，可以看到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就是沿着这样的路，现在进到了北京和上海”。刘牧师介绍说，几年前北京的城市家庭教会开始崛起，北京由此也逐渐和温州成为福音在中国两个并行的城市基地，而如今北京也有后来居上之势，比温州发挥这更明显的主导地位，福音的城市基地中心从温州转化到了北京。另外，上海虽然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与北京相比较晚，但近2、3年也已经有“巨大的变化”，“有跟上来的步伐”。 刘牧师指出，福音在这两个城市的复兴对福音在中国普传很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北京和上海是中国整个都市化的源头，是都市化中层层影响中的最大的中心城市，发挥着最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塑造现在中国文化的两个源头城市。“北京和上海的福音化，意味着中国整个都市化的源头已经得着了，现在也是福音已经会反转整个文化的源头。最大城市的得着，也就是神已经将福音放在文化的源头。看水流的话，如果上游污染那么整个河流也就都污染了，而净化河流也是先净化上游。现在神已经将福音的中心设在了中国文化的源头上面。”…

刘 澎 一、关于中国政教关系的模式 《福音时报》：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在中国快速发展，政府如何贯彻落实好宗教政策、如何处理好与宗教信仰群众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您怎样看待中国现行的宗教管理政策？目前中国政教关系的现状与影响政教关系和谐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刘澎：宗教在一个国家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要看这个国家的政教关系如何。凡是有宗教的地方，就有政教关系问题。处理政教关系问题的关键有两点，第一是国家如何看待宗教，如何对宗教进行定义和定性；第二是国家用什么办法处理宗教。这两点明确了，政教关系问题就好办了。 中国已经将“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写进了宪法，在这个大前提下，如果要强化政府管理部门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却没有明确的、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同的法律，单靠传统的行政手段，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解决宗教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宗教问题的性质，然后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中国信仰宗教的人数，过去说是1亿多，现在有人说是3亿，到底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但对于至少有上亿人的庞大的宗教信仰群体，国家把它看成是什么，这很重要。毛泽东曾说过：我们要团结大多数群众，团结大多数干部。他搞了很多运动，但每一个运动都是把斗争目标指向特定的一部分人，而不是斗争大多数人。他要团结大多数，他始终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是好的。为什么要团结大多数？就是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掌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大多数人的支持。如果大多数人不支持你，你的政策和他们没关系，你肯定要出问题。对宗教的定性和定位看起来好像是个理论上的问题，但它实际上决定了政策的走向。如果你对宗教的定位不准确、不客观的话，那么就会导致非常大的政策上的失误。 过去我们对宗教有很多负面的评价，比如“精神鸦片”、西方的“文化侵略”等等很多负面的说法。胡锦涛主席在中共十七大提到宗教问题的时候，强调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明确肯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的价值，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宗教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消极的，它为什么还能在全世界这么持久、广泛地存在？我们不能把宗教的存在解释为是骗子对广大群众进行欺骗的结果。如果以“骗子遇见傻子”这个公式来解释宗教的话，问题就太简单了。如果不能这样解释，我们就得深刻地反思，我们对宗教的定性和定位是不是恰当。政府是代表国家权力处理宗教问题的，如果你把宗教看成是负面的，负面的东西就得要消除、要打击；但如果它不是负面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宗教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国家用什么办法来处理它，用行政的办法，还是用法律的办法？这就涉及到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教关系的模式。世界上政教关系的模式很多，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分类，但基本类型不外乎四种：第一种是政教合一，例如梵蒂冈、塔利班搞得就是政教合一。第二种是政教分离，美国、加拿大采用的是这种模式。第三种是教高于政，宗教神权大于世俗权力，像伊朗等某些伊斯兰教国家就是这样。宗教精神领袖很重要，世俗权力服务于宗教权力，伊斯兰教法高于国家的行政权力。第四种是政高于教，世俗权力高于宗教权力，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种模式，不管什么宗教都必须服从于政权。…

卷首语 当意识形态性的政治逼迫渐离我们远去时，什么是真基督徒的标志？是为基督受苦吗？我们到哪里去受苦？还是外在的成功，让我们荣耀主的名？在逼迫减弱、基督信仰渐渐成主流的初代，基督徒们与教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以亚他拿修的《安东尼》为代表的苦修主义，就是当时代信徒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个人性与群体性苦修，将外在的逼迫转为与魔鬼的外在争战，修士们成为教会的英雄。《安东尼》所突显的，是圣俗的二分，信徒必须在家居与旷野之间做出选择。旷野是与魔鬼争战、操练意志的地方，那里通向与基督的联合，人经此过程而圣化。虽然《安东尼》在奥古斯丁的归信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熟读保罗书信的奥古斯丁，却在多年后的《忏悔录》、《上帝之城》与其它著作中，对这一问题提供了另一套答案。在奥古斯丁看来，最根本性的战争是内在的，是我们与自己的罪以及这个引诱我们远离神的罪恶的世界的争战。奥古斯丁虽然没有通过系统的圣经研究建立以“神国”为主体的末世论架构，也未曾阐述现今“已而未至”这一时代的教义与伦理，但这一框架与教义在其著作中跃然纸上，从始至终掌管着他的救恩论与实践神学。奥古斯丁的这一转折成为西方教会（包括罗马天主教与更正教）的巨大属灵财富－－信徒与教会的生命力必然植根于圣经的启示和对启示框架体系的整体把握。我们并不孤单，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神话语引导下的教会传统是围绕我们的云彩。当我们这些神国的子民还生活在这个世界、翘首盼望神国最终的彰显时，内在与外在的争战是我们生活的常态。这一争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内在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从亚当而来的旧生命已经死了，从基督而来的新生命藏在神里面；但同时，罪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动，我们还生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万物与我们一同盼望完全得赎的那一天。正是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争战才必然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虽然不再为信仰受到政治性迫害，但我们不断面对的是为了基督要付出事业上的代价；虽然我们不再因为信仰而分不到好的工作岗位，但我们必需在讨神喜悦的行为与更富有的享受之间做出抉择；虽然我们不再为信仰而被社会鄙视，但我们天天要学的是用恩典回应人与社会的功课；我们虽然不再被归类为“牛鬼蛇神”，甚至已经被称为好人，但我们时刻的挣扎是投靠基督的义而非自己的义。在每天、每时的争战当中，基督徒的标记、新生命的样式，就是为基督受苦、经历基督的死。基督那复活的大能正是争战的过程中的经历，它彰显在我们这软弱的瓦嚣里。基督那荣耀的、复活的生命不是我们经历争战之后要达到或得到的，相反，正是我们为基督受苦本身彰显出基督那荣耀的复活的生命－－我们蒙召是为基督受苦，基督徒个人如此，教会也如此。神的刚强透过我们以为的软弱表达出来，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世人不会在我们飞黄腾达的财富里面找到神，但他们会在我们舍弃利诱，选择基督的受苦当中寻到生命。基督没有选择撒旦应许的此世的荣耀坦途，而是忠心顺服地走完父为他预备的受苦仆人的十字架之路，完成末后亚当的救赎之功，成了赐生命的灵。徒弟不会大过先生，在基督再来之前，我们与复活前的基督一样，走在同一条路上，盼望等待复活得赎的那一天，受苦是我们新生命的标志。弟兄姐妹们，无论外在环境与这个世界如何变化，我们生命的本质没有变，这个世界的本质没有变。基督透过圣灵在我们当中不断拓展他的国度，与这个世界争战，我们的一生、教会的本质就是争战，并在争战当中为基督受苦。基督不在我们的荣耀当中，而在我们的软弱与受苦当中。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爱基督、爱人的新生命不断与自爱的罪争战；我们要的是荣耀、刚强、顺利、被人羡慕，神要给我们的是经历他的恩典，并在我们的软弱中显出他的刚强。我们在哪里为基督受苦？我们时时、处处为基督受苦，在我们的家里、教会中、职场上。受苦是我们生命的标志。请为我们的同工与我们的事工祷告，求神不断炼净我们，除去我们在此世得荣耀的期望，换给我们为基督受苦的心志。也求神赐给我们不断成长的身量，当他把看得见的荣耀厚赐下来的时候，我们依然单单依靠他自己。主内 一乐 5月27日

基督徒企业家新世纪被神赋予特别的使命:彰显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去祝福我们的社会和国家 第五届香柏工商领导力论坛上月圆满结束，图为论坛合影。（图：香柏领导力机构） 论坛邀请边云波弟兄等属灵长辈来分享主题信息，他呼吁基督徒企业家们活出丰盛的生命，带人归主。（图：香柏领导力机构） 在本周刚刚出版的5月通讯中，香柏领导力机构详细回顾了4月初春于北京北郊举行的第五届香柏工商领导力论坛暨第十五届企业家研讨会情况。 此次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基督徒企业家弟兄姐妹们和边云波弟兄等属灵长辈们相聚一堂，共同研讨如何以圣经原则为根基打造经营门徒企业，分享如何进入耶稣所祝福的更丰盛的生命。 香柏领导力机构对此次的研讨会的主办深为感恩，“感谢上帝与整个聚会同在，圣灵充满整个会场，聚会满了膏抹、满了恩典，带出复兴、合一、更新。荣耀都归神！” 香柏领导力机构主席、著名青年经济学家赵晓博士致开场辞，主题为“从优秀到伟大”，呼吁基督徒企业家要从优秀走向卓越，而重要的根基就是生命的变革，要从有生命到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87岁高龄的边云波弟兄虽已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连续两场做了两场分享关于“更丰盛的生命”主题信息，不少与会者因信息感动到泪流满面。 另外，中芯国际集团创始人及前CEO张汝京弟兄、中国绿色基金管理公司总裁王秀钧弟兄以及天泰房地产公司董事局主席王若雄弟兄等分享了各自的生命成长故事，以及关于企业治理和圣经原则结合的经验。 男高音歌唱家龙涛弟兄、迦南音乐学校的学生诗班等还在论坛期间呈递了精彩的赞美之夜，孙海英弟兄亦到场分享。一拓展讲师团队也为企业家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专业拓展训练和团队建设培训。而期间边云波弟兄亦心被恩感，呼召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奉献自己，作为活祭，为神使用，响应者跪满场前。…

五，书籍和媒体简介 第760篇 《谁是传奇》80后基督徒见证 2010-01-28 10:20:49 来自: 溪水边书屋(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谁是传奇》80后基督徒见证 由一群80后基督徒组成的福音影视制作工作室“谁是传奇”，最新出版第一套“谁是传奇”系列见证影视作品，是一套很好的作品。…

谁是传奇——萨林娜专访 采访/察世俗 布拉 编者按：颇有名气的80后诗人春树在《80后诗选》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反叛不是反叛，而是理所当然。我们本身就是叛逆。我们是没有理想、没有责任感、没有传统观念、没有道德的一代。所以我们比70后以及60后、50后、40后 #8943; #8943;更无所顾忌、更随心所欲。”然而，我们想说，这不是80后的全部，当80 后、90后的一代年轻人信主后，他们的生命因着福音而发生难以置信的转变──“他们虽然还很年轻，在信仰上或许还不成熟，他们或许并没有经历过太多属灵前辈所承受的逼迫与苦难，但他们却在父母的压力下，在同学的误解与戏笑间，在拜金主义、物欲横流的诱惑里，在多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中经受历练，默默地、坚定地在信仰的真道上‘走钢索’；他们或许少了几分老练，少了几分凝重，但他们有活力，有朝气，有个性，有创造性，有批判力；他们果敢、睿智、自信、幽默、真诚、理性、多思；他们在新的时代走出一条不一样的信仰之路，他们向全世界展示一种全新的中国基督徒形象。”1 在中国北京，有这样一群80后的年轻人，他们独立组建团队，以“影像”为拉近距离的语言，用镜头捕捉同龄人的身影，讲述福音带来的传奇。他们不说教，也不煽情，他们用一个个真实的生命故事，见证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救主——他们就是《谁是传奇》团队。本刊记者专访了《谁是传奇》制片人萨林娜，请她分享了他们团队在一起事奉的独特经历以及她的信仰经历。盼望这个团队他们自己的“传奇”故事，可以激励更多的年轻人为主兴起发光，在神国里不断拓展疆界，实现那更大的“梦想”！ A：萨林娜…

五，书籍和媒体简介 第749篇 她救了2500名犹太儿童 伊雷娜·森德勒，1910年生于波兰，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时，伊雷娜是一位护士，在华沙救济局工作。1942年纳粹在波兰建犹太人集中居住区，德国人害怕被斑疹和伤寒传染，就允许波兰人管理这个集中居住区。 伊雷娜和集中区的许多犹太家庭联系，要把犹太儿童带出集中区，避免被纳粹屠杀。为说服儿童家长，克服许多困难，想了许多办法，伊雷娜救出了2500名犹太儿童，把他们的身份资料埋在一颗苹果树下。 1943年10月20日，伊雷娜被盖世太保逮捕，关进监狱，受到严刑拷打，她的脚骨，腿骨被打断；但她坚贞不屈，没有供出帮助营救儿童的人，也没有提供被救儿童的资料。 在牢房里，她发现一张耶稣像，1979年她把这张像送给教宗约翰保罗二世。 2006年10月，她96岁时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到97岁她仍然安详地住在华沙市中心养老院里。当年被她救出的犹太儿童，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儿孙，都来看望她，称她为自己的妈妈。 这位可敬的老妈妈不仅没有居功自傲，反而觉得做得还不够多。伊雷娜冒着生命危险救犹太儿童，既机智，又勇敢，还能团结其他人一齐来营救。真是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东京2010全球宣教大会已经于上周五完满结束。会议上，一位宣教学家呼吁要为主做工，否则即使再忙碌也是个可怜的失业人士。他引出马太福音20章中众人熟知的“葡萄园做工的比喻”指出，上帝呼召那些闲站的来为祂做工。 这位曾经在秘鲁创造新世界宣教联盟（New World Mission Association）的国际主任、并是拉美第一所宣教学校的创办人、来自拉美的宣教领袖 Obed Alvarez还在他的演讲中，以比喻中的“清早”、“巳初”、“午正”和“申初”、“酉初”五个时间段来指出历史上五个不同阶段的宣教运动，表示现在正处于第五个新一轮更新宣教运动之中，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国家则是这个运动中的主力。 无论何种职业，不为主做工即是闲站的人 他首先说：“我们应当明白如果我们没有活出上帝对我们的计划，那么我们就是失业者。这与你是否是个医生、参议院或者总统没有什幺关系，如果上帝认为你没有在宣教之中有所参与，那幺你会一直被认为是个闲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