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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科学作为天职”在中国——韦伯视角下的现代中国知识场域



   韦伯在他1917年的著名演讲中,开篇就谈到了科学作为“天职”(Beruf)在物质意义上的含义——科学作为一种职业。这种区分与他两年后在“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中的一个区分是一致的:“为”政治生存(live“for”politics)与“靠”政治生存(live“from”politics)。不过,在政治领域的这种区分并不特别明显,就像政治家所追求的权力的神圣精神(Holy Spirit)或荣誉(Glory)与政客所追求的虚荣(vanity)有时只有一步之遥一般。(1)而在科学领域,这种区分比较明显,因为学者生涯体现出更强的自律性而非他律性。学者外在的职位、荣誉与内在的价值时常是错位的,按照韦伯的话来说,这不过是一场“疯狂的赌博”,两者的相合不过是一种运气而已。(2)所以,韦伯在对作为职业的科学做了简略的讨论后,很快就将重点转向讨论学者生活的内在条件。我们也因此容易忽略韦伯这些简略讨论的意义。其实,韦伯对科学作为职业的论述自有其重要的意义。职业化是现代学者与古代学者的重要差别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学者所谓的“安身立命”,必先有外在的安身,而后才有内在的立命。安身环境对大多数学者的精神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只为自己的天职而活着的学者是寥寥无几的。年轻学者往往在刚开始走上学术道路时满腔热情,一旦受挫则易生怨艾甚至无法承受。他们之所以缺乏承受力就是因为对自己的学术处境缺乏清醒的认识。韦伯在演讲开篇这部分的讨论体现出来的精神正是他在演讲后面所谈到的科学最重要的一个功用:清明。(3)尽管清明并不能帮助年轻人征服运气,却能使他们面对不利的处境时更加从容平和。
   那么,韦伯是如何引导年轻人来认识德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呢?他主要是通过对比德国与美国的学术体系,强调了德国学术体系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他早在1894年就曾专门比较过美国的大学和德国的大学,那时他强调的重点是美国大学的竞争性对具有地方自治传统的德国大学的冲击。(4)而在1917年的演讲中,韦伯将此洞察进一步发展成一个核心概念:“经营”。他认为德国的大学正在趋向美国化。而所谓“美国化”的含义是指:其一,手工工匠式的科学研究正在转向大规模人力及资金投入、合作与产出的大工厂般的科学研究;其二,“身份制支配”(5)的大学自治体制正在转向官僚化的大学体制;其三,本着个人爱好的研究正在转向严格专业化的研究;其四,年轻学者在教学与研究上的时间张力、在教学评价上的民主化与学术研究的贵族化之间的张力更加强化。这几点使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围绕专业而经营的职业。相对韦伯早期的思想,他在1917年对德国教育体系的转型的态度更加复杂。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所表达的是对“狭隘的专家没有头脑”的深切忧虑(6);而在现在这篇演讲中,韦伯所强调的是“科学已经踏入了一个前所未知的专业化阶段”,“一个人只有在严格的专业化情况下,他才能确实体会到,自己在科学领域里获得了某种真正完善的成就”(7)。在1894年的文章中,韦伯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美国大学“活跃的股票市场模式的那种危险性”,他将高度官僚化的所谓“阿尔特霍夫体制”直斥为“对德国未来的学者有直接的带有腐蚀性质的影响力”(8);而在现在这篇演讲中,他承认“和所有资本主义的经营,同时也是官僚化经营中的情形一样,这一发展趋势在技术上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9)。不过,有一个思想是贯穿韦伯一生的:即在日益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时代里,在大学必须正视官僚化、产业化的冲击时,如何捍卫学术的自由和学者的尊严。正如上山安敏所指出的,在韦伯的大学论中,“‘大学的官僚制’是一根纵线,而‘学术自由’是一根横线,这两根线是始终交织在一起的。他要我们理解管理体制与思想自由会在非常紧张的关系中‘同居’”(10)。德国教育体系的转型给年轻学者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他们应该对这种不确定性有充分的认识,在官僚化、市场化的高压下怀揣着学术自由的梦想挣扎前行,既不让厄运瞬间击倒,也不为顺境沾沾自喜。
   “作为我们的同时代人”(11),韦伯对科学作为职业的论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简略地追溯一下韦伯演讲百年以来中国学术处境的丕变。
   韦伯演讲发表的1917年,正值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时刻。如果说韦伯所述的德国与美国教育体系的差别或多或少具有学术古今之变的意味的话,那么,对当时的中国学术处境来说,在古今之变以外,还有一个更为特别、影响也更为深远的因素:中西之别。虽然说18世纪江南考证学派的兴起已经揭开了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职业化的序幕(12),但是,中国传统学术真正的巨变还是从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的。这个巨变是在晚清经世自强之风席卷、西学东渐之潮涌来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学术的旨趣开始从“通人之学”转向专门之学,学术分科开始从“四部”(经、史、子、集)之学转向“七科”(文、理、法、商、医、农、工)之学。(13)与此同时,科举制度从改革到骤然废止,新式学堂从初试到遍立,一个新的教育场域在世纪之交逐渐兴起,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从传统的士绅阶层脱胎而出。(14)到民国初年,有两个事件标志着中国学术巨变第一阶段的终结。第一件事是王国维1911年发表《〈国学丛刊〉序》:“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15)这意味着中国学术思潮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调和论开始走向以科学为鹄的的中西会通论。第二件事是1912年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在1903年张之洞的“八科分学”和王国维的分科方案基础上最后形成了“七科之学”方案,并取消了经学。(16)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学术分科在制度上的最后确立。然而,作为知识分子主要寄身地的大学此时还处于新旧的过渡时期,在大学作为一名教师意味着什么,还缺乏明晰的标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视为中国学术巨变第二阶段的开始,因为是蔡元培把追求高深学术确立为大学的宗旨。北京大学在他治下以全新的人才吸纳机制、学术创新体制和学术自治精神奠定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学术社会”的基础。(17)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所开创的“学术社会”的参照系并不是美国而是德国。如果说韦伯在演讲中心情复杂地提出了德国大学在某种程度走向美国化的问题的话,那么,在蔡元培心中却是把洪堡式的德国大学理念作为新北大精神的圭臬。(18)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中是完全不存在“经营”概念的。他上任伊始把商科和工科这种与“经营”理念最接近的学科从北大裁撤出去,就是一个明证。1928年10月,曾深受蔡元培教育思想感召,也深深受益于德国学术思想的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期发表了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谈到现代学术已从个人孤立的研究走向依靠团体的“集众的研究”。(19)“集众的研究”也成为傅斯年创办史语所的基本理念。当时曾有人批评傅斯年的做法是“资本家”的做法。(20)傅斯年的“集众”虽然的确强调用集团的力量去搜寻史料,并在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和殷墟挖掘上取得了突出成果(21),但是,“集众”与韦伯演讲中的“经营”仍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强调的主要是国家大规模投资、“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大型企业化的运作方式。而无论是傅斯年本人,还是他的那些史语所同事,都更像韦伯笔下德国老派教授的风格。(22)
   此外,韦伯所说的德国大学美国化的另一层含义,即“身份型支配”的大学自治体制正在转向官僚化的大学体制,这在蔡元培所开创的“学术社会”也正好被倒置过来了。因为在中国仕学合一的传统影响下,北大在蔡元培整顿前具有较浓厚的衙门气息。而蔡元培整顿北大的一个主要方向恰恰是要切断大学与政治的直接通道,塑造独立于政治干预的学术自治场域。因此,德国式的“身份型支配”的大学自治体制正是蔡元培努力办学的方向。而这种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效。到1931年,陈寅恪已有这样的评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23)
   不过,韦伯演讲中提及的学术专业化问题,倒是成为蔡元培整顿北大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中国传统学者具有“学无定业”的特点,绝大多数无法把学术作为一种职业,学术更多是一种闲散的爱好。而蔡元培到北大后开创的大学新风,使“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24),学术真正成为一种以专业技艺谋生的职业。这种专业技艺也成为教师职业行使某种特别的“管辖权”的基础。(25)以史学为例,1919年蔡元培在北大废门改系,中国史学门改为史学系,并在学院化的体制下逐渐强化了专业史家的评核和认证;而以现代解喻传统意味的整理国故运动最终不免走上被学术分科体系消亡的命运,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国学正式为现代学科体制所取代,史学的专业化也终告确立。(26)
   尽管蔡元培领衔的“学术社会”在创造“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环境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存在着两种张力。一种是对纯学术的追求与通过思想和学术来为中国政治奠定非政治的基础的追求之间的张力,另一种是通过“新学术”来挽救国运与通过“新主义”来改造社会之间的张力。这两者最后汇聚成了学问与主义的张力,并造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界的分裂乃至后者压倒前者的困境。(27)然而,在诸多曾追求纯学术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发生巨变后多有彷徨、迷惘或转向时,陈寅恪终其一生却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其“不古不今之学”通今博古,以其“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会通中西。(28)他后来虽居新时潮的边缘,却仍具有标杆性意义。正是在这点上,陈寅恪与韦伯对学术自由的守护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当代学术的复兴是随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大潮而出现的。这是继清末民初之后中国学术环境的第二次巨变。这次巨变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1978年到1995年前后,第二个阶段自1995年前后一直延续至今。这两个阶段的运转逻辑虽然在持续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有一定的延续性,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而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第一个阶段,科学作为职业在中国社会,既不是对民国学术环境的复归,也未表现出韦伯所说的“美国化”特点,而是呈现出由拨乱反正、新旧交替而产生的过渡性。这种过渡性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首先,学者的清贫自守。在改革初期,教育领域并不是重点,教育改革的步伐远远落后于城乡经济改革。大学教师在整个80年代的收入增长非常缓慢,住房极其紧张,职称晋升名额稀少、竞争激烈,教师内部的阶层分化并不明显。当时甚至流行诸如“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类的说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些状况虽有所缓解,但问题仍然很突出。有不少熬不住清贫的人就选择了“下海”或“出国”,而那些留在学校的多是不忘初心、坚守清贫的人。
   其次,思想的非专业化。1978年以来,大学专业不断扩张,许多原来被取消的社会科学专业(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都陆续得到了恢复。不过,那个阶段学者的思想并不具有较强的专业化特点,而是体现出较强的现实关怀、较深的启蒙意识和较宽的文明视野。这是因为这些大多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学者社会阅历丰富,经验直觉敏锐,问题意识明确,富于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对宏观问题的关怀远胜于对细节问题的论证,对经验问题的兴趣常常压过对理论概念的深究;他们长于思想议题的开拓而短于学术传统的传承,沉潜往返的静思时常被引领思潮的激情所扰乱。因此,他们的思想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在学术的荒原上开疆拓土,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获得通常需要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获得的学术成就(29);另一方面,却又正如韦伯在演讲中所指出的:“在科学领域里,有些人对他本该献身的事业,却只想即兴地表演,仿佛走上舞台一样,企图用‘体验’使自己具有合法性,并问自己,我怎样才能证明自己不只是一个‘专家’,怎么才能使自己在形式上或者内容上,发前人所未发?”(30)
   再次,活动的重心向外。在这个阶段,大学教师虽然生活资源(等级工资、住房等)依靠校内的分配,事业重心却常常在校外,因为他们的思想表达、交流和提升更多是通过跨单位的圈子来进行的。比如,20世纪80年代先后兴起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以及“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就基本上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佼佼者尽数吸纳。这些圈子形成了具有较强磁力的学术民间交流机制,为清贫寂寞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相当的精神支持。不过,许多圈子都具有或浓或淡的江湖气息。学界“新父”们早年在底层社会的混迹使他们具有很强的处理俗务的运作能力,他们常常也自觉不自觉地把世俗的那套手腕和心机带到圈子中,带进学术中。(31)
   最后,话语的自足自适。在这个阶段,有许多学者纷纷出国,不过,出国的那批学者与留在国内的这批学者基本上是两条少有交叉的线,生存在各自的学术话语世界中。引进西学是国内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开拓思想领地的基本途径,但当时并没有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压力。这使他们能够对西学资源自主地吸纳,并用自适的话语去表达。这个时期的中国学术有的时候可能陷入自说自话、闭门造车的狭隘境地,有的时候却又能把中国放在世界文明的眼光中去观照,既不做简单的尾随者,也不做偏狭的地方文化守护者。
   1995年到199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学术复兴第一个阶段的结束,第二个阶段的开启。1995年国务院批准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199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首次制定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五年规划要点”;1998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深入开展以“共建、调整、合作、合并”为方针的改革,同年开始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1999年大学实行大规模扩招,同年开始实施“985工程”,教育部还于同年正式将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列为教育部重大项目。国家对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大学改革空前的重视改善了学者的生活和研究条件,促进了学术的初步繁荣,加强了学术的全球化交流,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大学的社会生态。
   也就是在今天,我们才在中国大学里更真切地感受到韦伯当年对德国大学处境的洞察。首先,“经营”的概念第一次真正进入中国大学。国家以课题、重点学科、重点基地等各种形式对大学的大规模投入,使大学成为一个体制资源丰裕的集散地。团队作战、巨资投入、工程管理,使“大科学”成为中国大学今天最耀眼的生存形态。即使是资源需求量较小的人文社会科学,国家的投入也是逐年翻番。仅以社会学一级学科为例,199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只有29项;而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仅仅年度项目就多达480项,这还不包括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后期项目、成果文库、西部项目、外译项目。项目制成为国家引导大学教师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向的一个基本手段。课题这样一种本来只是研究计划的东西如今竟然被异化成比研究论著还重要得多的科研成果,大多数课题的成果反倒以悄无声息的打印报告草草收场。现在几乎所有的211高校教师如果不拿到一个省部级以上的项目,就无法晋升教授或副教授。而对于教授,如果想攀升到诸如长江学者之类的更高位阶,不拿到一个国家重大项目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对于大学和学科而言,项目数量和金额的多少成了最重要的一项考评指标。项目经费并不是用以直接保证学者优良生活品质的费用,而是国家交给主持者使用的公共财政,私占私分项目经费等同于贪污国家财产。这里和韦伯所说的学术工人依赖国家交给他使用的工作手段,其生存状态却缺乏保障的情况是类似的。在项目报销上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暗度陈仓的事情虽然极其普遍,却是不合规甚至不合法的现象。
   其次是官僚化开始成为大学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国大学的这种官僚化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大学按照行政级别来分类,按照不同级别来进行资源分配。985高校(副部级)、211高校(厅局级)、非211高校,构成了大学竞技场上一个环形的跑道,越位于跑道内圈,就越能占有丰厚的资源和优良的平台。其二,大学按照“数目字的方式”对教师进行精细的、形式化的、标准化的管理、考评和奖惩。“精确的计算是其他一切事情的基础”,这是韦伯所谓“理性化”的原始含义。(32)这些数目字在教学上体现为教课时数和学生评分;在科研上体现为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发文数量、著作出版数量、项目立项数量、获奖成果数量和级别、论文引用率等。其三,把传统的“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四级分类变成十多级的分类,每级配备相应的资源,提出相应的任务考核要求。以前在大学里评上教授就意味着从此获得了不受体制约束的自由,而今在大学里评上教授只是万里长征走了一半,教授之上叠床架屋的“人才”帽子一眼望不到头。即使你不追求这些东西而仅仅是要保住教授职位,也需要满足数量化的定期考评要求。其四,大学教师阶层分化明显。20世纪80年代无论在什么大学、什么系科,甚至什么职称,教师总体的分化程度都不高。而今天教师既沿着不同的大学所发放的岗位津贴差异而分化,又沿着同一学校不同系科的待遇而分化(如许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畸形发达),更沿着同一学校同一系科的不同教师岗位而分化。那些如包工头一般掌握着各种学术资源分配权的“新父”们可以忘乎所以、挥金如土,而那些刚入校的“青椒”们常常疲于奔命、困窘难耐。尽管此时比起20世纪80年代来说大学教师绝对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少,但在诱惑和压力下挣扎的“青椒”们的相对剥夺感却空前强烈。
   再次是专业化开始得到了空前的强化。随着国家对大学资源投入的增加和数目字管理技术的强化,同时也随着1994年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关于规范化与本土化的大讨论,官方和民间这双重的驱力使教师的活动重心回到了大学,回归到各自的专业。各专业的学科传统、分析逻辑、话语表述乃至注释规范成为学术创新和学术训练的基本要求。20世纪80年代不少名噪一时、放胆高论却少有注释的著述放在今天则可能被指为抄袭之作。今天的学术更强调沿着既有的中西学术传统脉络去创新,更强调在高度分化的专业话语场域找到自己可能的位置。不过,以往弥漫在民间的江湖习气也随着“新父”们的专业化转型而进入了各专业场域。“新父”们先天的营养不良决定了他们学问的底气虚弱,而进入学界后成名太快又使他们的精力早早地陷入会议、派系和资源的泥潭。他们太晚地奠定为学的地基,又太早地陷入戴维·洛奇所谓的“小世界”(33)。他们在同行评审的外衣下所真正熟稔的是黑箱操作,所认同的是“内举不避亲”、近亲繁殖的裙带作风,所沉醉的是利益均沾、互惠交换的权力游戏。由此就形成今天学界专业化与江湖化并存的景观。出于对这种景观的过分厌恶,我们又能看到个别学人抛弃学问本身,而热衷于某些公共表演,展示“伪名士”的姿态。
   值得注意的是,韦伯在演讲中所谈到年轻学者面临的压力,这在今日的中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国大学每位新教师自博士毕业后最初的大约五年,是一个面临关键考验的时间段——我把它称为中国特色的“博士后”阶段。从教学上说,他们要主讲多门课程,每门新课的备课都是十分繁重的工作;从科研上说,他们必须积极在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申请课题,否则在五年内评不上副教授就可能被边缘化甚至不再被续聘;从行政上说,他们不得不为“新父”们打工,为他们组织层出不穷的会议,填报没完没了、花样百出的表格,处理烦琐无比的报销;在家务上,他们需要承担结婚、生子、买房、养老等诸多世俗生活重任,经济困窘与房价飞涨、精力有限与事务繁重构成了尖锐的矛盾。此外还有一个人们以前很少注意到的问题。这五六年往往也是年轻学者的学术研究面临转型的关键时刻:从以前追随自己博士生导师的问题意识做论文,到现在进入“博士后”阶段应该自己谋求突破高度专门化、定型化的研究套路,独立地提出新的问题域,独立地嫁接复杂的传统,独立地摸索分析的路数。对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和压力来说,这是一个极其艰辛、避易就难、舍近求远的工作,需要从容、平静的思考。应该说,要想把教学与科研、工作与生活、自立与帮工、静闲与忙乱、远虑与近忧这些关系很好地加以平衡,那如同高空走钢丝一般是殊为不易的。有些人不堪其负而倒下了,有些人只是习得了发表、填表的种种技术而放弃了学术独立的成长,而有些人则把自己的既无力发表更无力完成转型宽解为自己不媚俗的姿态。有些人毕业三五年就能发表三四十篇中英文核心期刊论文,很快就拿到了“××学者”的“人才帽”,而有些人海外名校博士毕业后七八年也发不出一两篇CSSCI期刊论文——这两种现象看似学术生产力高低的典型对比,其实是同一种学术成长危机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最令人担忧的是那些素质优良、本心向学的年轻学人,如果一直就在专业化、技术性的训练里打转,如果在经验与观念之间以邻为壑、故步自封,如果在重重诱惑和压力下投机取巧、急功近利,既失去了“新父”们曾有的宽广的问题视野和敏锐的思想意识,又逐渐沾染上“新父”们身上的江湖习气,那就是一种最糟糕不过的学风传承。
   韦伯所说的“美国化”对中国社会而言有一层他本人未曾言及的,但更具实质重要性的意涵:中西之别,也即所谓“国际化”对中国学术构成的挑战。我们今天的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最致命的处境就是普遍实行的赶超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化战略。这种战略与上述围绕专业的“经营”结合在一起,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科学作为职业的环境。本来,打开世界的视野,搭建国际交流的平台,融汇中西的思想资源,是一个有文化自主性和自信力的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当所有的教师聘任资格都要求清一色“海归”尤其是来自欧美名校时,当把在英文期刊尤其是在Science(《科学》杂志)、Nature(《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当作科学想当然的最高标杆时,当任何专业的教师晋升教授时都必须提交给海外学者去评审时,当把英文中国学的项目学生当作最优秀的学生去供奉时,那就不再是国际化的本来含义,而是文化自卑的体现。“这种弥漫性的语言自卑症,这种深入骨髓的文化自卑主义,实际恰恰已经成为阻碍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创造性发展的致命痼疾,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最大障碍。”(34)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中国的学人今天正在自觉地成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学术市场的蹩脚的尾随者。学术“成果”在大量涌现,学术真金却在不断萎缩;学术市场热闹非凡,学术空气却异常浮躁。盲目的接轨话语使今天的中国大学正在不断丧失自主独立的学术精神、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立足本土的学术情怀。陈寅恪留学欧美诸名校却无意获取任何学位,胡适留学美国却奋笔疾书《非留学篇》,这是民国时代学人的自信;陈寅恪无大学学位却作为“教授中的教授”受清华盛邀,钱穆不通外文却被燕京大学礼聘,这是民国时代大学的自信。实际上,“只有以成熟自主的现代中国学术传统为基础的大学制度,才能包容和吸纳来自世界各国的学术营养,为中国学者创造真正‘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甚至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创新提供前提条件。”(35)
   每个时代的学人都有他那个时代所需要面对的种种问题和困境:战争,内乱,断代,资金短缺,政治和宗教干预,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处境固然面临着上述诸多的危机和障碍,但也并不意味着这种处境比其他时代的处境更加糟糕。我们需要一种清明的智慧:认识到这些危机的存在,正视运气对职业生涯的影响因素,承认有一己之力所无法跨越的障碍,体察人伦日用与求学问道之间的紧密关联,坦然面对我们需要对现实处境做出的某些必要的妥协和权宜。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科学作为职业”的生活如滴水穿石一般,需要的远不只是激情和勇敢,更需要持久的耐心,需要在平实、简单乃至单调的日常生活中一以贯之,需要坚守日常实践的理性辛劳来证明自身。如果说教师也可以成为英雄的话,那么,教师的英雄之处就在于他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在容易让人倦怠的俗世中、在充满诱惑的江湖边,坚守着一种强韧的精神,既不沉沦也不退缩,既不忧愤也不轻狂,抵抗浮华的诱惑,承载琐碎的消磨,坦然面对清贫的重压,化繁就简,不忘初心,挣扎前行。这是一名真正优秀的学者所需要的基本品质。这些品质并不都是天生的,对许多人来说是需要在时间的磨炼中才能成长起来的。学术终究是比慢而非比快,比冷而非比热,比精而非比滥的。只有咬牙挺过中国特色的“博士后”阶段的磨炼,只有通过小火慢炖式的熬制,学人的本色和学问的真金才会如凤凰涅槃般相伴而生。这正是韦伯在演讲中最后告诫我们的:“投入我们的工作,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一项天职,达到‘日常的要求’。这其实朴实、简单,只要每个人都找到主掌自己生命之线的神灵,听从它。”(36)
   (1) D.Owen & T.B.Strong(ed.)Max Weber:the Vocation Lectures.Indiana: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2004,p.40,pp.77-78.
   (2) 韦伯:《科学作为天职》,本书第11页。
   (3) 韦伯:《科学作为天职》,本书第38页。
   (4) 韦伯:《韦伯论大学》,第37—45页。
   (5) 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6页。
   (6)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苏国勋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18页。
   (7) 韦伯:《科学作为天职》,本书第12页。
   (8) 韦伯:《韦伯论大学》,第42页。
   (9) 韦伯:《科学作为天职》,本书第7页。
   (10) 上山安敏:《关于〈韦伯的大学论〉——代解说》,载《韦伯论大学》,第139页。
   (11) 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379页。
   (12)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3)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上海书店,2004年。
   (14) 应星:《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15)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载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00页。
   (16)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第197页。
   (17) 应星:《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第100页。
   (18)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9)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20)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89页。
   (21)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354页。
   (22) 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
   (23)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载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61页。
   (24)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载《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79页。
   (25) 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李荣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34—140页。
   (26)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57—287、314—315页。
   (27) 王汎森:《“主义”与“学问”: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载许纪霖编:《启蒙的遗产与反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1—225页。
   (28)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6、285页。
   (29) 应星:《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文化纵横》2009年第8期;项飙:《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文化纵横》2015年第12期。
   (30) 韦伯:《科学作为天职》,本书第16—17页。
   (31) 应星:《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文化纵横》2009年第8期。
   (32)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8页。
   (33) 洛奇:《小世界》,王家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34) 甘阳:《北大五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2页。
   (35) 李猛:《大学改革与学术传统:现代中国大学的学术自主问题》,载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页。
   (36) 韦伯:《科学作为天职》,本书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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