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宗教裁判这种“可以理解的罪恶”，另一种极具中世纪特色、在现代极受争议的中世纪现象就是十字军。
勒高夫的《中世纪文明》（“勒高夫书”）屡屡提及十字军，将其视为中世纪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中论述最集中的是第3章《基督教欧洲的形成》的第1节。该节是在基督教欧洲重新崛起的大历史中讲述十字军历史的。从11世纪开始，在人口大增长与农业革命的驱动下，基督教世界重新进入扩张阶段，其表现有对内和对外两种形式。内部的扩张表现为土地开垦运动，对外的表现就是基督教世界所发动的征服运动，即十字军。中世纪的十字军是朝着多个方向展开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针对所谓“圣地”的十字军东征（第57-67页）。
勒高夫书从多角度讨论了十字军运动发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西方因人口过剩而渴望土地、财富的物质层面原因；另一方面是思想和情感方面的背景，既包括基督徒经由尘世的耶路撒冷来追求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渴望，也包括为封建世界固有的内斗冲动寻求发泄途径的企图，甚至还包括教会通过充当十字军精神领袖来掌控基督教世界的宏大计划（第67、69页）。
勒高夫书对十字军的后果评价极低。在物质层面，十字军虽然是基督教欧洲扩张运动的先锋，但实际上从未满足西方人对土地的渴望；十字军虽然给热那亚、威尼斯等个别城市带来商业利益，但在整体上并未刺激西欧商业的觉醒与增长，反而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十字军在文化上的后果同样消极：“圣地是战斗的前线，而非文化借鉴的核心”——十字军非但没有促进基督教世界思想上的统一，反而激起西欧各民族之间的仇恨，在拉丁人和希腊人之间留下了惨痛的伤痕，还诱发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总之，十字军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是“欧洲殖民主义的最早范例”，“充满了教训”。（第67-68页）本内特与霍利斯特的《欧洲中世纪史》（“本霍书”）、蒂尔尼与佩因特的《西欧中世纪史》（“蒂佩书”）同样在中世纪中期欧洲对外扩张的大背景中理解十字军。在第9章中，本霍书以较长的篇幅回顾了历次十字军东征的概况（第242-252页）。与勒高夫书的实质性区别在于，本霍书对十字军作出了更积极的评价。尽管该书坦率地承认了十字军的烧杀掳掠、腐化堕落，尽管它同样认为十字军融合了虔诚、好战与贪欲三方面的因素，但它还是将十字军的正面意义概括为：十字军暂时扩张了“欧洲”的疆界，强化了教皇的力量，还带来了商业上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十字军运动前所未有地加强了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的接触与交流（第252页）。
蒂佩书在第13章中较详细地叙述了前4次十字军东征的经过，介绍了近东十字军国家的概况（第252-264页），还在第18章中结合皇帝腓特烈二世、法王圣路易的作为，扼要说明了其他3次重要的东征（第365-369、374-377页）。与本霍书的陈词滥调相比，蒂佩书的论述有两个特点。第一，明确指出十字军在物质层面的失败：鉴于东征在人力物力上的巨大代价，十字军运动对欧洲的正面影响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第263页）。第二，承认西欧文明的扩张浪潮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在此前提下鲜明地突出宗教信仰的首要作用。该书第13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是一个教会改革和大众宗教复兴的时代；在推动十字军产生的多种因素中，“单纯的宗教热情必须被视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第247页）
第13章的结尾以动情的笔调总结了宗教激情的强大动力：“显而易见的是，大多数人是出于真正的宗教热情，坚信十字军就是救赎之路。无数人典押甚至出卖自己的土地，诀别妻儿老小，踏上了恐怖而漫长的征途，穿越荒原，远涉重洋，为了上帝而与敌人战斗。众所周知，十字军战士义无反顾，永别桑梓。虽然也有人在历经磨难、倾家荡产之后重返家园，但多数人的归宿都是在远方马革裹尸。十字军证明了中世纪文明的巨大生命力和扩张力量。但十字军的野蛮也说明，基督教理想与军事贵族尚武精神的结合，谈何容易。在正、反两面，十字军都以最突出的方式解说了所谓‘信仰时代’的内涵。”（第263-264页）
西方中世纪史研究无疑是丰富多样的。总体上，勒高夫书对教皇制、宗教裁判与十字军的论述都颇为消极，而本霍书与蒂佩书都对三者给予相对积极的评价。本霍书与蒂佩书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试图以温和的方式淡化宗教裁判与十字军的阴暗一面，而后者更锐利地表达了一分为二的评判立场。应当看到，三种著作对三大问题的不同论述方式，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和各自内在的自洽性。就基本观点而言，勒高夫书倾向于突出中世纪文明与西方现代社会之间的强烈反差，为此有意无意地渲染出一幅冷淡幽暗的中世纪画卷；而蒂佩书与本霍书的作者们都属于美国中世纪史的“乐观主义”学术传统（语出彭小瑜《中世纪的现实性与距离感》，蒂佩书第3页），都坚信中世纪文明与现代欧洲文明之间的连续性。在全书的《尾声》中，蒂佩书的作者坚定地宣称，中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时代之一”（第580页），从而清晰地概括了这种对西方历史传统积极乐观的信念。在研究方法上，勒高夫书运用新式的研究方法，在解构中世纪正统形象的基础上，重构出一个与“现代性”迥然有别的中世纪时空；而蒂佩书与本霍书都试图细致真实地描绘重要历史现象的具体语境，从而同情地理解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内在理路。
鉴于上述三书都出于西方中世纪史名家的手笔，它们对各个重要历史问题的不同论述方式，都是中世纪史的初学者理应珍视的。显然，勒高夫书站在启蒙式立场上俯瞰中世纪的写法，更容易引起具有反封建、唯物质立场的广大中文读者的共鸣；尽管如此，蒂佩书与本霍书对中世纪史的“乐观主义”诠释，仍然能给予我们尖锐的启发。无疑，随着中世纪史研究的不断深化与细化，那个充满神奇魅力的时代正在逐步揭去层层面纱，而现代人也有了更多机会来品味和反思中世纪人的成败、悲欢与梦想。持之以恒地将各种优秀的西方作品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是我们的西学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确实，要以“信”、“达”、“雅”的高标准将西方的中世纪史著作译为中文，谈何容易！或许，这种书生气的理想，只有依靠类似于十字军信仰激情的学术情怀，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 文汇报 | 来源日期：2012-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