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健 【本文摘自】《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湘潭)2006年2期第118~121页 【英文标题】On Gregory I’ s Reform Found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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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二零零七年是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两百周年,英年早逝的赵天恩牧师未能等到这一年的到来,也未能实现对这一年无数的期盼,比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布道会、在中国建立一所高水平的神学院,出版华人撰写的神学教科书等等。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本重要的遗著——《中国教会史论文集》。该书序言的作者陈渔指出,赵天恩牧师的教会史研究侧重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待神如何引领中国教会,基督徒和教会又如何以信仰真理回应剧变的时代。赵牧师不是在象牙塔中写历史,他是以生命来写历史,或者说他就在自己所写的历史之中,他将自己一生的目标与中国教会应走的方向提炼为“三化异象”: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这“三化”便是今天海内外华人基督徒和教会孜孜以求的愿景。 如果说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二十多年,那么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直至今天则是第二个黄金时代。天安门事件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所遭遇到的最重大的挫折,由此当代知识分子对本身的文化感到幻灭,不知何去何从。基督信仰正好可以为他们提供答案,在中国文化欠缺的“超越观”、“原罪”、“救赎”、“宽恕”以及超越家庭关系的“爱的团契”和“来生”的盼望等观念上,注入新的活力泉源。九十年代之后,一大批流亡西方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成为基督徒甚至全职传道人,他们的生命见证反馈回中国大陆,触动和震撼了千万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 研究历史的目的乃是为今天提供借鉴、为未来提供前瞻,这也正是赵天恩牧师关注中国教会历史的原因所在。赵天恩在总结第一个黄金时代存在的严重缺陷时指出:“民国肇建之初原是传福音的黄金时代,就因为当时中国教会神学根基太薄弱,所以那二十年的光阴未能激起基督化的浪潮。”由于缺乏文化使命和归正信仰,当时的基督徒和教会未能实现与知识界和中国文化的对话。基督徒和教会甘愿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既不知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也不知如何充当先知和先锋的角色,更不知怎样让爱和宽容这些基督教价值融入到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之中。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潮和政治倾向遂不可挽回地走上了激化道路。 我个人在回顾中国教会史与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的关系时,发现有这样三个值得反省的地方。首先,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这两代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当中,基督徒寥寥无几。即便留学西方的精英知识分子,出于“中体西用”的想法,一般都热衷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政法经济等,对不能迅速拿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人文科学不甚感兴趣,对西方的宗教信仰更是不屑一顾。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排斥基督教这一对西方社会影响巨大的传统,既有儒家理性主义的影响,也是因为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刚刚形成——而基督教恰恰被当作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先导。 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都对基督教持负面看法,愿意心平气和地了解基督教甚至谦卑地接受基督教的人极少。知识分子中也很少有人客观持平地评价基督教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胡适便是其中一位,他说过一段比较中肯的话:“我们焚香感谢基督教的传播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对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惨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我们十分感谢这班所谓‘新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妇婴医院。……他们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他们是中国‘慈幼运动’的开拓者,他们当年的缺陷,是我们应该原谅的。”在“反帝”成为主潮的当时,此观点是“政治不正确”。胡适如是说,需要相当的勇气。 其次,即便有少数知识分子是受洗的基督徒,一般也不在公共领域彰显其信仰立场,更不会在其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中表达个人信仰。作家老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老舍不仅是一名基督徒,而且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及基督教青年会中担任过职务。老舍所撰写的《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中,篇首有一段《著者小记》这样写道:“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曾在校中国庆纪念会上说过: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 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虽然这种说法显示出自由派神学的烙印,但毕竟是对信仰的公开宣示。一九三一年七月,老舍与胡絜青结婚,婚前曾致信胡:“我是基督徒,满族……。”这说明,在三十年代初,老舍仍然自承是基督徒。 但这以后,老舍与基督教会的关系,便百觅不得其痕。老舍在作品中越来越少涉及到基督信仰,在公共生活中也尽量避免谈及。四十年代,老舍急剧左转,成为左翼色彩最为强烈的著名文人之一;在中共建政之后,他被官方册封为“人民艺术家”,不再敬拜上帝,成为“人民”(其实是“领袖”)的奴仆,充当新政权的辩护士和吹鼓手。当文革肇始、厄运降临之时,由于没有超越性的信仰支撑,一夜之间被领袖、人民和家人抛弃,老舍无法承受此种遭遇,便选择了投湖自杀。如果老舍是自杀而非他杀,便表明他最终已丧失了基督信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的基督徒,生命历程大都与之相似或相近。…
来源:朝鲜日报 作者:金翰秀 发布时间:2007-09-06 “为什么韩国教会也出现美国教会的‘兴亡’现象?” 有人指出,除“时间差”外,韩国教会正出现像美国教会一样的发展和低迷现象。实践神学大学院校长殷俊宽9日下午在首尔水标桥教会举行的“2007水标桥教会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危机和飞跃之间》的报告。 实践神学大学院校长殷俊宽 (图: 朝鲜日报) 殷俊宽表示,美国教会经历了1940年至1960年的“教会成长期”、1960年至1970年的“教会低迷期”以及1970年以后的“教会衰退期”。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韩国战争后,美国教会将“美洲梦”和信仰结合在一起后取得了飞速发展,但1960年,随着大学生、女性、嬉皮(hippie)和黑人作为社会的主要力量陆续登场,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开始离开教会,随后就进入了“教会低迷期”。此后,美国教会一直都未能从“低迷期”中摆脱出来,每隔10年就会失去数百万名教徒。…
——福音派基督徒的危机与挑战 【1】 文/林慈信 现在是什么时刻?人类的历史已进入什么时代?教会应如何回应? 研究历史的进展,分辨所处的历史时刻,素来不是福音派属灵传统的一部分。除了认清主必快来,我们必须脱离世界,努力传福音,分别为圣,追求圣洁,我们的属灵观是分隔的:属灵的管属灵,属世的管属世,两者毫无相关。这种情况近年来有了转变。当前许多事无不令人担忧:天灾人祸,伊斯兰教的复苏,家庭与道德的崩溃,同性恋群体的政治力量,新纪元运动的兴旺,福音派神学与教会的无能,市场学代替上帝的话在教会大行其道,世俗心理学取代圣经辅导,上帝的儿女们饥饿。我们不得不问,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时刻?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的事工模式,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属世。教会诚然在世界里,但世界不可侵入教会。事实上,我们要拒绝世俗文化,却已被世俗文化侵蚀。 一 现在是什么时刻? 从西方思想与文化史来看,我们已处于后现代时期。后现代有别于现代,后现代批判现代文化,却又是现代文化的延伸。现代文化自16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强调个人的绝对自主,拒绝服从权威,特别是宗教权威,相信科学(严格地说是迷信科学),相信理性。17、18世纪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代表,早期现代思想的象征,代表人物是笛卡儿,史宾诺沙,洛克,休谟等。到1790年代,康德把人类理性和科学的自主再推一步,彻底拒绝权威,将宗教信仰与伦理道德置于理性科学范围之外的所谓“真理界”,理性与科学仅限于探讨事物的外表;至于真理(上帝、自由意志、永生、爱、伦理等),则不是人的理性可以知道的。 康德是现代思想的分水线;19世纪的哲学,后期的现代思想,都深受康德的影响,以主观取代客观,以相对取代绝对,如浪漫主义(主张真善美是主观的)、唯物主义、历史批判与圣经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及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有祁克果和萨特)和虚无主义。唐崇荣牧师说,19世纪所提倡的思想,20世纪成为其实验室,把拒绝真理付诸行动,因此20世纪是个“愚蠢的世纪”,真是一针见血。…
《殉道史》是对早期新教情操影响最深的著作,它为宗教改革的胜利提供了历史,也提供了神学 内容简介: 《殉道史》与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和班扬的《天路历程》被称为基督教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三部经典。该书对于英国语言与文化的影响仅次于《圣经》,而且对英国的宗教改革产生了推动作用。本书从新教的角度记载了从使徒时代到16世纪基督教历史上的殉道事迹,尤其突出了从14世纪到玛丽一世掌权时期英国新教徒所受的逼迫。福克斯以生动的文笔,呈现了历世历代圣徒为持守基督信仰勇敢面对死亡的忠贞不渝,见证了神在殉道者身上所显的恩典与荣耀。福克斯自己生活在血腥玛丽的统治时期,亲历严酷的逼迫,他所写的殉道史具有“客观”的教会史家所缺乏的真切性和对苦难深刻的洞见。 作者简介: 约翰·福克斯(John Foxe,1516-1587),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院士,曾在牛津大学任教,后来在伦敦做传道人,是英国宗教改革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血腥玛丽当政时,对新教徒进行残酷的逼迫,福克斯被迫逃亡欧洲,在欧洲写下了《殉道史》这部传世之作。 目 录 中译本导言…
在历史意义层面的考量之外,三十年来中国基督教的快速发展的现实,也催生了一些宣教的运动和努力,既有本乡本土的宣教,也有面向异族,甚至异邦的宣教努力。其中,近年来海外教会关于中国宣教最为关注的话题莫过于“传回耶路撒冷”(Back to Jerusalem)运动了。而他们基本上都会溯源到1940年代的两个本土宣教团体:源自陕西凤翔西北圣经学院的遍传福音团和源自山东潍县灵修院的西北灵工团。甚至一些其他事工,在关联到西北以至中亚的工作时,也会间接提及这些早期的宣教运动。例如,中国福音事工促进会表示,他们的赈灾工作超越亚洲,覆盖世界其它地区,这是因为他们有志承接西北灵工团的工作,带领中国教会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完成普世宣教的使命。在其关于西北灵工团的注释中,这么说道,“西北灵工团于1946年成立,由山东的张谷泉牧师发动,其宗旨是期望由中国的边疆开始,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关于遍传福音团的历史,目前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梳理,其中相对比较完整的是王瑞珍的《神国侠侣——西域宣教传奇:南疆宣教先锋赵麦加何恩证的真实故事》(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年)。对于西北灵工团,也已有不少文字见于各种基督教刊物或网络。例如,Google搜索中文“西北灵工团”共有526000项,尽管由于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但仍然可以看出其已经是一个至少在教会内部比较引人关注的话题。在基督教刊物中出现的基本上以个人见证为主,带有强烈的“传奇”或“故事”色彩,主要见于《桥》、《中国与福音》、《生命季刊》等。需要提到的是,这些都还不是较为完整的历史记述,而且这些片断的记载中互相之间甚至还有矛盾之处,从神学、历史学、宗教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深入研究则更为罕见。 “求主带我进内室”:西北灵工团的肇端 在张谷泉等早期领袖的个人领受等因素之外,西北灵工团的成立其实与当时的大历史背景很有关系。从抗战到内战,山东等地一直处于战乱,社会极不稳定。“新疆教会的开拓者”一文也提到,“当时内战烽火四起,百姓生活不安定,所以不少年轻人愿意到灵修院,过受穷受苦的生活。”为了解决这群难民学生的生计,同时也为了其未来的出路,张谷泉等人决定率领灵修院的学员共同迁居新疆,在那里开拓福音基地,建立教会。可以说,战争的社会大背景成了西北灵工团创立的催化剂。 在整个中国教会方面,除了内地会等西方差会和宣教士一直致力于福音传遍中国,包括边疆地区的努力之外,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一些中国本土的教会和传道人也开始参与到这个宣教运动中来,其中边疆布道事工成为其中一个热点。发起和推动国内布道事工的中国基督徒最早应是山东潍县的丁立美牧师。1910年,他联合河北、山东、安徽、河北的学生代表,在通州的协和大学成立义勇布道团(即后来的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布道团)。1922年,该团在江西牯岭召开第一次全国打回,有48个支团,约1600名成员,其中130人加入教会作传道。尽管布道团的经费主要来自西方差会,但也标志着中国基督徒开始承担向本土宣教的责任。 二十年代以后,中国教会出现了不少布道团,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伯特利布道团和宋尚节的个人布道事工。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旨在向海外华人宣教的团体。例如,翟辅民1929年成立中华国外布道团,主要面向安南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开展事工。另如,赵世光等人1941年成立的后来演化为灵粮堂的南洋布道委员会,专注于南洋地区。 在边疆布道方面,丁立美也是最早的推动者之一。1918年,他在江西与余日章、诚静宜等人发起组成云南布道筹备委员会。次年春,丁立美夫妇等7人受差往遇难调查和布道。1920年,中华国内布道会正式成立,诚静宜任会长,在云南、西北、东北等边疆地区进行布道,建立教会。…
我是個不習慣告別的人,可此時突然感到酸楚而遺憾,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在出遠門的時候,對塵世與天國的親人說過“再見,以後又來” 前奏 2005年12月30日上午8點多,我和已習慣走村串鄉的孫醫生在垃圾四溢的滇北小鎮團街登上了從祿勸縣至則黑鄉的長途中巴。薄霧漸漸散盡,窗外鬱鬱蔥蔥,令人精神為之一爽。車內一小半座位都空著,由於坐得寬敞,我和孫醫生都袖著手閒聊起來。閒聊間路和風景已拋在身後。不過我還是注意到基督教堂在這兒分佈很密,大約都是鄉下人自籌自辦,所以外觀看上去比較簡陋,只是把土牆刷了一層白。可是那醒目的大紅十字卻不斷聳立在所有的屋頂之上,清山綠水間,給人一種已改朝換代的錯覺。 下午2點21分,車抵達則黑,這是一個山區小鎮,街兩旁低矮的房屋破舊晦暗,除了停息在街邊的幾輛貨車與拖拉機,再沒什麼現代化氣息。馬和騾子三五成群地拴在街上,沿途都是畜糞,居民們從屋簷下打量著兩個外來人。從正街拐往一個斜坡,再一直爬到底,就是則黑鄉最高的建築物——5層樓的白色的基督教堂了——那藍天下的大紅十字架比稍遠一些的政府部門的五星紅旗醒目許多。 基督教堂底層有兩三間鋪面,孫醫生拾階而上,進了其中一家“康民藥店”。接待者是個中年漢子,他為我們泡茶,並說昨天就接到孫醫生的電話,教會的張長老已做了安排。我們由一黑臉漢子帶路,來到上村。 依著地勢,如飄帶蔓延的則黑鄉由上中下3個村組成,中村為機關與店鋪集中的商業活動在紅土裸露的上村走了幾分鐘,路過若干農家院落和一堵紅牆,進了一個敞開的院落。一對慈眉善目的老人自門裏露面,他們就是我此行的拜訪對象之一,則黑鄉基督教會最德高望重的張應榮長老及老伴李桂芝。 我隨孫醫生上前握手,彼此寒暄,並應邀進屋在冷卻的火塘旁坐下。我環視了一下半明半暗的房間,掏出答錄機,談話於2005年12月30日下午3點30分正式開始。 基督教長老張應榮。(廖亦武提供) 西方人創辦的西南神學院…
1807年1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从伦敦启程,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转道纽约时,一位美国商人带着一丝嘲讽问他:“您真的相信,您能改变伟大的中华帝国的偶像崇拜吗?”那位虔诚的基督徒答道:“不,先生,是上帝要这样。” 事实证明,那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是个上帝都会挠头的地方。马礼逊很快发现,他要挑战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还有一个专制王朝的傲慢与偏见。 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这位西方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不仅留下了第一部中文版《圣经》和第一部《华英字典》,还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和日记。这些文字在今天读来,意味更加深远。 在马礼逊诞辰230周年的今天,我们可以跟着这些文字,看到天朝强盛外表下的另一面。 危险的事业 1782年1月5日,马礼逊出生于英国北部诺森伯兰一个简朴的农家。由于父亲是家乡长老会的长老,马礼逊自幼便受到熏陶,17岁那年,他开始对传教事业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接受语言、医学、天文、数学、神学等方面的教育。1804年5月,他向伦敦传教会申请成为传教士。 新教大规模传教运动是伴随欧洲工业文明的曙光兴起的,而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民和独特的文明,都对西方教会有着致命的吸引力。1805年,伦敦传教会决定委派马礼逊到中国开辟新的教区,马礼逊欣然接受了任命,并悉心地准备自己的中国之旅。 当时,有人去伦敦大英博物馆访问,常看到这位青年坐在里面非常用功地看书,书上的方块字奇特而让人无法辨识。于是此人忍不住走过去问,这是哪个国家的文字?为什么要读它?年轻人回答,这是中文,是一种非常难懂的文字,但就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推动力”促使他去钻研。…
历史上的今天山西发生了“太原教案”,数百名传教士殉道,上万名基督徒遭到屠杀和迫害。为主名殉道的是配的神纪念的,今天正是这些殉道着的纪念日,让我们一起从他们的足迹中见证福音历史的可贵性与重要性。 事件回顾: 在1900年,在山西省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分别属于罗马天主教会、中国内地会、英国浸礼会、美国公理会等,巡抚毓贤向来憎恨传教士,接到慈禧太后命令后,派兵密切注视黄河,不使人逃脱。 7月9日,巡抚毓贤紧闭太原城门,派兵将城中所有外国人“护送”到衙门,接受审讯,周围有许多仆人、士兵和群众围观。首先被斩首的是2位天主教的意大利籍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随后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就都在衙门大堂前的院子里,在官员们的注视下,被残忍地斩首。 当天被杀者包括33名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2名天主教传教士,和10多名中国信徒。尸体被扔到城外喂狗,以示侮辱。但是在夜间,中国基督徒秘密将其埋葬。但是5天后,部分因为这个原因,200名中国基督徒被杀。随后屠杀在山西全省展开,到8月底总计有159名新教传教士(包括46名儿童)和12名天主教传教士在山西省遭到屠杀。 要文推荐 中国内地会的刊物记载说,在山西省北部共有15,000到20,000名本地信徒被杀害。当时在山西省的91名内地会传教士中,有36人逃到了沿海,38人被杀害,17人失踪。其他差会受到了更为惨烈的损失,美国公理会、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在山西的传教士几乎全都殉道。 今天是他们的纪念日,神没有忘记他们,很多基督徒也没有忘记他们,纷纷透过网络,微博来回顾并纪念这些传教士的足迹。 基督徒网友说:“他们为主殉道,然而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撒下的福音种子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是上帝的大能!赞美上帝!”…
今天是7月16日,上去好像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子,如流水一般也即将过去。但其实在基督教历史上,7月16日不仅不普通,更可以说是一个值得中国基督徒记住的日子。 因为在198年前就是1814年的7月16日,当时27岁的蔡高在澳门受洗,他是中国第一位受洗的信徒,是当年新教首位来华宣教士马礼逊辛苦在中国开拓所结出的第一个果实。 蔡高(1786-1819年)是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与家人在广州从是刻字印刷工作。1808年,蔡高因业务关系,认识了马礼逊。马礼逊要求他的仆佣和助手参加每日在他家里举行的聚会和主日崇拜等活动。每次聚会都由马礼逊祷告开始,接着念一段他翻译成中文的圣经经文,并为听众讲解,最后则以唱诗歌作为结束。有时马礼逊还同他们一起谈论宗教信仰等问题;有时在会后对个别听众加以辅导。 时年21岁的蔡高,初因语言上的隔阂,对教义不太明白。三年之后,当马礼逊的粤语说得好些时,他也明白多些了。并且因他的哥哥雇用他管理印刷新约,他开始看见耶稣能够拯救万世万代万国的人。从此他愿意信仰耶稣。他参与祷告,并要求马礼逊教他祷告。家庭聚会结束后,他有时自愿留下来,向马礼逊学习阅读福音书,或听其讲解基督教教义。 他的性情本来非常急躁暴戾,常与兄弟和其他工人争吵,但自从受到信仰的感化后,开始看到自己的过错,于是真诚悔改。后来果然洗心革面,前后判若两人。 1812年9月8日,蔡高决心归主,他主动请求马礼逊为他施洗。但马礼逊唯恐他的理解仍有不足,信念也只是一时,所以没有马上答应他的请求。 蔡高继续固定地参加每日聚会和主日崇拜,虔诚地早祷晚祷,学习圣经的训诫,并从马礼逊领受教导,省察自己的缺失。经过两年的考验后,蔡高再度向马礼逊表明受洗的意愿,并亲手写下信仰志愿书: 要文推荐 “耶稣为世人赎罪,乃佳音也。语言或思想皆无以表达耶稣慈悲善意于万一。今予深信耶稣,且赖其救赎己罪。予有罪及缺失,若不信赖耶稣以赎罪,则将永世悲惨。今吾人既闻赖耶稣能赎罪,便应全心信赖其功。若非如此,便非善人。予非良善,每反躬自问,幼年至今,无能无德无学,今年廿七,未尝作一事以符合上帝令予生存于世为人之美意,亦未尝报答父母戚友恩情。予得抱怨乎?予当寄望一己善行乎?予全心信赖上帝天父赦免予罪,并永求上帝赐予圣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