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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published in “教会历史”

邓安庆:一个19世纪新教“教父”的现代性宗教典范

邓安庆 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现代性的宗教批判使得基督教声名扫地。其直接的表面后果之一,就是人们不再愿意进教堂,不再愿意去听牧师的布道了;而其深层的后果之一,即是现代人在失去了宗教信仰之后不得不在一个无救恩的俗世中,仅仅依靠微弱的一己之力在充满丑恶而冰冷的人生境遇中孤独地生存。但在18世纪末、向19世纪迈进的德国柏林,有一位风流倜傥的年轻牧师试图改变这一不幸状况,他不仅以其渊博的学识,饱满的激情和虔敬的信念把许多人(当然主要是贵妇人)吸引到教堂来,把听他的布道作为一种精神的享受,而且他也以哲学的雄辩,科学的实证和宗教的经验深深打动了现时代蔑视宗教的有教养者的心灵,创立了具有“现代典范”的基督教哲学和信仰体系。这个人就是施莱尔马赫。 施莱尔马赫在神学上的名声,在宗教学界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然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像任何伟人一样,其地位也不会是无争议的。坚定地站在施莱尔马赫一边的当代系统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港台译为“田立克”)毫不含糊地说:“他是现代新教神学之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时,他的地位是公认的” 。但是,由于后来以卡尔.巴特(Karl Barth)为首的新正统神学开启了另一种神学的可能,他的门徒于是便企图剥脱施莱尔马赫作为现代新教神学之父的地位,对他进行了许多激烈的批评。但即便如此,卡尔.巴特本人还是给予了他高度评价:“最近时代神学史上的首要地位归于并将永远归于施莱尔马赫,无人能与他竞争”,“我们面对的是一位英雄,是神学中难以得到的那种英雄。任何人如果没注意到(或从未屈从于)这位人物发出的和仍在放射的光芒,都可以可敬地越过他而采纳其它的、也许是更好的方式。但是请别对施莱尔马赫作哪怕是十分轻微的指责。任何人在此如果不曾爱过,而且如果不会一再地爱的话,那也不会恨” 。来自敌手的这种无与伦比的赞词比任何一个后继者的颂歌都更加真实而可贵。 与他在神学上的名望与地位相比,施莱尔马赫在哲学上的知名度则相当逊色。尽管严格说来,他应该是后康德时代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他作为《柏拉图全集》的德文译者,将辩证法推进到所有文化领域作为至高无上的同一性原则;作为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德文译者,他是康德伦理学最早的系统批判者,将古典的德性与浪漫主义的情感紧密结合,将虔诚的信仰和自由的个体性注入到冷酷的理性主体性哲学中;作为著名的注经学、教义学家,他把诠释学从单一专门的注释技艺提升到作为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的哲学。这一切都是他作为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明证,无人能撼动其地位。但可悲的是,我们的德国古典哲学视野一直深受黑格尔狭隘的哲学史观之害,把施莱尔马赫仅仅作为世界精神所要克服的主观性、个别性的发展环节,从而把他与其它浪漫主义者一起作为与费希特哲学相联系的几个方面之一而打入了冷宫…

张路得:震撼时代的七位宣教士——剑桥七杰

他们都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有的是全国著名的运动能手,有的是贵族,有的晋升为军官,但至终他们放下了世上的享受,今生的名利,美好的前途,而踏上一条艰辛的路——往遥远的中国开荒布道。 “我已撇下凡百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稣,世上福乐名利富贵,本已对我如粪土…”这首歌是赵君影牧师的心声,也是剑桥七杰的心声。 他们都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有的是全国著名的运动能手,有的是贵族,有的晋升为军官,但至终他们放下了世上的享受,今生的名利,美好的前途,而踏上一条艰辛的路——往遥远的中国开荒布道。 纵然有人怀疑,有人讽刺:究竟他们怎样和艰难的中文奋斗,究竟在一个与基督教文化断绝的国家,每天接触着无知、迷信、拜偶像的人群,他们的虔诚能持续多久?但至终他们没有一个人退后。 一八八五年五月二日,他们从伦敦远赴中国的行动,大大震撼了那个时代,直至百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影响仍无丝毫减退。 板球手施达德 查理.施达德( C. T.…

桃自夭夭:他是个基督徒——读《改教家路德》

他是个基督徒   ——读《改教家路德》   看过马丁路德电影的人,不能不对一些非常戏剧化的情节感触深切。比如,路德被雷电追击,情急之下向上帝许愿:愿意奉献此生给上帝;之后,他就成了一位修士,深锁在高墙之内,为自己的罪拷问上帝……而路德生命中奇异的转折点非常多,这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刻画人物的重点汲取的重点:不缺故事和冲突,这个人物好塑造啊!但给我们这些普通的凡人的印象,却是上帝作为的另一种莫测——难怪我们不是路德啊,上帝这样做事我能理解吗?所以,大众电影等艺术化形式追求细节突出人物某方面的性格特征,就往往在这些细节的摘取中,造成了我们对整全的路德理解上的伤害。昨天,我看到夜航先生的话,他甚至会认为圣经里的大部分(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基督徒自然就一并打到)是做假见证,显然是这种艺术的深刻塑造的一种“文化”拥趸。   世俗的世界中,人们认为许多偶然的事件构成历史,但基督徒却从来不认为一切会灵机忽现。夜航先生没有这个认知或者说信仰的根基,以为基督徒的见证会是一种灵异的自我诠释者。这当然只能解释为他深受这种所谓世俗化的艺术形式的影响,当然,他现在也对此来施加影响。且夜航先生已经成为这种文化的执着者和追随者,因为他甚至越来越起劲的认为自己有了新发现。   我探究其中的原因:路德是世人无法绕过的历史话题。无论褒贬,因着人们想让他在人类的历史上占据那么一席之地。所以历史、思想、艺术、文化……的阐述中,都少不了他们的从自己的角度的阐述。但越来越多的,他作为整全的生命个体已经成为淡淡逝去、模糊不清的背影。而我们对他的多少认知是从艺术、历史课本、芜杂的各类思想史得到的?!   但这是路德、或者是路德所想要得到的吗?我写下这些文字只是觉得自己从中有所得着,也希望你读它,从而也有所得。   不能把路德作为我的一位属灵的长辈——一个基督徒,而把他作为一个被推崇者。即使在我成为基督徒后,这种局面也鲜有改观;因为我相信基督徒生命中的许多见证都是和他自己的整个生命历程相关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没有偶然事件,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所以,路德和基督教文化的被诡异化和脱离本质生命的塑造的层面,而世俗化的基督教被越来越多的接纳和诠释。从这层意义上我能理解夜航先生的。   现在看《改教家路德》,其中也谈到的他的生命中的这个细节。但却有在此事上做出的属灵意义上的分辨:到底呼召出自上帝还是灵异出自鬼魔?路德的选择显然出于信仰,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有上帝强有力的呼召,这两方面不可或缺;还有,就是他父亲对他抛弃一切遁入修道院的支持;之外,他父亲有着的另外一层精神上的拷问:上帝说,当孝敬父母,路德可否告诉自己的父亲他的所做是否有违神的教导?因此,可以说,路德的每一步都有他坚实的属灵基础;而他仰靠上帝的保守。因此他的决定或者一生的所得决不是雷电迫击之下,他闪展腾挪、跳跃躲避之后的幡然悔悟或者神秘的灵光一现:他每一步是他面对这个世界的试探诱惑、面对那个迷惑世人,使他们不能定睛上帝的另外一种势力时,所做的苦苦的挣扎;他的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在既往中穿行,他最终没有沉沦陷落,是因着上帝在他生命中的真实的引导,他属灵同伴的扶持。他的一生是上帝指引的生命之道的印证。   作为基督徒,我知道读马丁路德,是读这个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对上帝给他的鲜活带领的回应,如同历代的圣徒。但许多人却认为马丁路德重新阐述了圣经的真义。这是因着这些人并不知道,对基督徒来说,圣经的真义,神自古以来就以同样的方式显明出来,但却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引领和印证,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如此的特别。而马丁路德不是重新阐述圣经的人;他是上帝给那个末后时代的一位严厉的医生——这个世界病的很重。所以的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出于上帝,也完全是上帝的作为。而基督徒从古至今所信的都是唯一的真道,不论是旧约的先知、使徒时代的保罗、中古世纪的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还是现在的城市民工、乡间村野不识字的农妇,都是在坚守着同一个信仰。马丁路德是知道神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对他这个具体的人是怎么带领的上帝的门徒。如同上帝也带领其它人。而每个人鲜活、完全的生命历程就是上帝之道在这个世界的切实印证。…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反基督教宣言(历史资料)

   全国同学们!各界被压迫的民众!     帝国主义除了运用政治侵略,经济侵略以宰割中国外,更运用基督教文化侵略以麻醉中国人民,使其永远屈服于洋神父、牧师、西教士的诱惑之下而毫不发生反抗作用。现在基督教在中国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树立了根深蒂固的势力。他们欺骗了百万以上的基督教徒进入各地教会、福音堂,吸收了六十万以上的青年学生进入各地教会学校。他们的根本目的是对于中国人民施行麻醉手术,使我们于未亡国之先,即饱受亡国教育,于未做亡国奴之先,即深具亡国顺民的素养!     民族革命运动的怒潮,震荡久受帝国主义压迫、麻醉的中国青年,所以在三年以来的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经过中,随时随地都有了“收回教育权!”,“反对基督教!”的呼声。在“五卅”举国一致与帝国主义作决死斗争的时候,各地基督教学校即完全撕破了他们“平等”、“博爱”的面?,拼命的摧残教会同学之爱国运动,于是激起了普遍全国,风起云涌的教会学生退学运动。现在教会势力,已开始发生动摇,我们今后更当再接再厉的进行反基督教运动,打倒基督教在中国之一切事业以完成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局部工作。     所谓圣诞节,实际不过是一千九百余年以前,一个处女与人私通而生下的一个无父的孩子的生日。但是每逢十二月二十五这一天,基督教徒为甚么慎而重之,如临大典的来举行这个生日纪念,美其名曰“圣诞”呢?因为基督教是历代统治者用以欺骗被统治者的工具,他们为吸收多数人民受其欺骗计,就不得不把他们所奉为救主的耶稣造成一个神乎其神,至尊至大的偶象,因之,这十二月二十五耶稣的“私诞”日,随着叨了光,变成“圣诞节”了!     在圣诞节这一天,中国各教堂、青年会、教会学校中的牧师、神父、西教士们将要率领无数的中国男女同胞,来祷祝耶稣的圣寿无疆,其实就祷祝帝国主义利用耶稣教侵略中国的胜利,换言之,就是帝国主义在这一天对中国民众表示得意的讥笑与侮辱!全国同学们!各界被压迫的民众!在过去八十年所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掠夺中,我们已觉悟了帝国主义者是中国民众的真正仇敌;在“五卅”运动发生后各教会学校当局尽量压迫摧残各教会同学之爱国运动的事实中,我们更证明了基督教是帝国主义麻醉中国民众,制造走狗顺民的工具。在今天耶稣的诞日,帝国主义的走狗、牧师、神父正在眉飞色舞,祷祝他们文化侵略政策的胜利的时候,我们要本反抗帝国主义、力争民族独立的决心,标揭反对基督教的旗帜,高呼下列的口号而前进!     反抗帝国主义!     收回教育权!     打倒基督教在中国之一切事业!     中国民族革命万岁!…

地方税收太倚重房地产危害巨大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09-28 07:26:59   第十五届全国省会城市地方税收理论研讨会上披露的信息:目前地方税收结构不尽合理,大部分省会城市的税收收入增长过于倚重房地产业。在目前条件下,应考虑开征环境保护税、遗产税和赠与税。   在房地产行业快速增长的近10年来,房地产行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提供了主要助力。据国家税务总局2007年5月数据:房地产税收占全部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当时已平均达到20%以上,成为地方税收收入的主力。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房地产行业本身具有强烈的周期性特征,尤其是2007-2008年整个宏观经济层面出现萎缩之后,房地产市场迅速趋冷造成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   地方财政税收来源过度依靠房地产行业,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另外,考虑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另一重要来源——土地出让金也来自房地产行业,那么实质上地方政府财源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房地财政”。财税收入来源的单一化不仅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保障的稳定,同时也为房地产行业“绑架”地方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地方财政是危机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力量,譬如4万亿经济拯救计划,如果政府不能获得足够的财税收入保障,那么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信心和保障将会受到冲击。这也是为何虽然中央政府并未推出正式的房地产行业振兴计划,而各地地方政府却在房地产行业优惠政策方面频频出手的主要原因。   实际数据也支撑了这一观点,在中国经济逐渐走出次贷危机泥淖的上半年,房地产行业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功不可没。以北京为例,今年1至7月,本市房地产税收增幅在各税种中一枝独秀,达到12%,增速比今年一季度提高了41.6%;与此同时,同为本轮房地产市场复苏的龙头城市,深圳地税部门的数据显示:1-8月,深圳不动产营业税收入增加9.63亿元至41.36亿元,同比增长30.34%。此外,土地增值税收入完成11.97亿元,增幅111.31%;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则完成8.66亿元,增幅为205.4%。   正是因为房地产“绑架”地方经济,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也无法发挥。正如前文所说的研讨会部分与会官员所表示的那样:房地产市场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量价齐跌本应是一轮正常的调整,但由于房地产税收对于地方的意义重大,因此倒逼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措施,打断了这轮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调整。…

许小年:“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09-29 08:04:33   中评社北京9月29日电/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正在率先走出危机阴霾。但与此同时,一种忧虑也正在蔓延,因为人们看到,政府四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令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支持,而民营企业,尽管未被遗忘,却也难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经济危机使得“国进民退”已成趋势。对此,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接受东方早报理财一周报专访时表示:“国进民退”和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背道而驰,需要尽快地停止这一趋势。文章如下。   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   问:您怎样看待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之间的关系?   许小年:宏观调控增强了“国进民退”的势头,主要原因在于,拉动内需几乎全靠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来实现,很自然的,政策和资源就会向政府项目倾斜。   今年前几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多,但是以政府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即我们常说的“铁(路)公(路)机(场)”,增长速度达到60%多,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而在一些民营企业较多的领域,如制造行业,投资增长速度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房地产投资,显着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由此可见,拉动内需的宏观政策所调动起来的资源,相当大的部分进入了国有部门。这是第一个原因。…

应明:使万民得福——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宣教

使万民得福 ——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宣教 应明 按照中国的民族划分体系,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境内55个少数民族的总人口为10449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41%。其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民族有18个,人口在100万以下10万以上的民族有17个,人口在10万以下1万以上的民族有13个,人口在1万以下的民族有7个 。尽管这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比较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少数”,但是其绝对数字却是绝对不容忽略的,并且其中相当多的族群仍然属于“未得之民”。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教会来说,基督福音所关注的“万民”,乃是不以其人口数量来决定是否“值得”付出宣教努力的,何况,基督的心肠乃是不愿有一人沉沦,而愿“人人”悔改得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欣喜地看到海内外教会(不仅仅是华人教会)近年来对少数民族事工的关注日渐增长。一些海外教会直接派遣宣教士或支持中国传道人到少数民族中宣教,而一些国内的教会也开始有意识地针对少数民族展开宣教事工。这些努力和实践无疑都是值得称道和感恩的,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如果我们希望能更快,并且是更好的在少数族群中传福音、建教会,我们还有必要从历史中有所学习,不重复曾经的错误,承继前人卓有成效的策略,效法先辈为福音摆上的心志,因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事实上,近年来广为讨论的“归回耶路撒冷”运动的异象就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1940年代向西北边疆宣教的“遍传福音团”和“西北灵工团”。 历史上的边疆布道 在整个中国教会方面,除了内地会等西方差会和宣教士一直致力于福音传遍中国,包括边疆地区的努力之外,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一些中国本土的教会和传道人也开始参与到这个宣教运动中来,其中边疆布道事工在四十年代还成为其中一个热点。…

“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董辅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研讨会在京召开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转型发展方式 (新闻稿) 2009年9月25日,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与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主办,《领导者》杂志社特别支持的“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董辅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研讨会于北京胜利召开。   来自国内100多位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上,与会代表对我国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地探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与会专家认为,尽管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不确定因素还很多,但是,挑战与机会并存,我们要及早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与改革进行谋划,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一方面,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多挑战。国际上,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形势尤其美国的经济结构有可能发生大的变化,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萎缩对出口增长形成了明显的压力。资源瓶颈和低碳经济发展对我国工业化进程形成双重约束。国内的老龄化、发展转型和深化改革等问题的压力日益紧迫。   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和国际分工格局的重大变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给我们提供了后发先至、迎头赶上的机会,应当认真研究、积极应对。国内的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启动内需的发展空间很大,人力资源总量优势突出,外汇储备充足,资金相对充裕,发展转型和深化改革的潜力明显。   与会专家认为,传统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一是应将出口主导型模式转化为内需与外需并重模式,二是将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化为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模式,三是将高消耗、高污染发展模式转化为资源、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将低碳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将工业化为主的模式转化为工业化与信息化互相促进的发展模式,五是加快自主创新、加快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全面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   与会专家认为,应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与会专家指出,认真总结中国式渐进改革的经验和不足,应当完善包括土地、能源、资本等在内的全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尽快建立环境产权制度,推进新一轮价格改革。应当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快符合国情的金融创新。应当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进分配体制,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促进消费的扩大。积极探索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手段,充分发挥政府的特别重要作用和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改进完善投融资机制,进一步推进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