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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商界基督徒》杂志 | 秦思宇编辑 2008年10月26日上午，来自美国的肯特·汉弗莱（Kent Humphreys）先生在北京企业家团契举办的“第五届企业家研讨会”上围绕“如何通过团队、社交网络（人脉）进行有效地经营”发表演讲。这次，62岁的肯特飞了45个小时才到北京。也许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岳母就会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然而他依然肩负着责任来到北京。他说，他来北京就是想做仆人，侍奉中国的企业家，和他们分享真理，并期望能够结出果实。他表示，基督徒企业家不仅渴望盈利，更要对社会做出贡献。为了改变一个民族，先要改变一个城市，要改变一个城市，先要改变这个城市的一个公司，要改变一个公司，先要改变公司的领导人自己。 企业家在大团队中接受教导 企业家在大团队中接受正确的价值观的教导，从不同的讲员那里，会有不同的收获。通过学习，企业家们会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这对于想建立长期收益的公司至关重要。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不能期待长期的成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即使可以达到目标，却会失去灵魂。这就是目前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原因所在。华尔街的贪欲在增长，腐败时有发生，没有人真正关心客户，他们忘记了正确的价值观，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正确的价值观。 肯特列举了他的公司的价值观： 1.用诚实建立信任：我们将是可靠的，可信的，并且持守承诺，在我们承诺的时间内“我们会做我们说过要做的事”。商业也是在诚实的基础上运作的。…

张鸣 人民大学教授 2009年的中国，除了金融海啸造成的影响之外，最大的事，莫过于医改和教改。医改方案已经出台，教改方案也正在酝酿。从某种意义上说，医改和教改，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能否迈过社会保障这个关键的坎的大问题，至关重要。但是，以目前已经浮出水面的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的方案和设想来看，似乎要想迈过这个坎，还存在一些内生性的障碍。 其实，中国的教改和医改，并非始于今日，相应的改革，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此前的改革，实际上是沿着经济改革的路径，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引入了市场机制。不仅公立学校和医院，要按市场规律办事，而且也小范围地开放民营事业进来，有了民营医院和学校。可是，两个改革最让人诟病的，恰恰就是这种市场引入。虽然，在我看来，前些年的医改和教改市场引入，存在很大的扭曲，本质上是形成了某种国家垄断性的医疗和教育产业，两个市场，都是扭曲的市场，现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弥漫的唯利是图的气氛，跟这种改革本身，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还是不得不承认，即使这两个领域完全对民营开放，形成充分的市场，医院和学校也未必就会真的不那么唯利是图，至少，在当下的民营的医院和学校里，我们看到的，跟它们的公立兄弟一样，弥散着呛人的铜臭味。 事实上，医疗和教育，既不同于一般经济领域，可以全部交由市场办理，也跟慈善事业不同，具有完全的公益性，一方面，它们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易对价特性，其服务，可以购买。一般来说，现代发达国家，出于社会保障的考虑，往往强调其公益性，将教育和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来由国家提供，但即便如此，一般也是提供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社会还是存在走市场的私立医院和学校。中国是个正在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不消说学北欧的高福利国家，就是像美国这样公认福利较差的国家，也学不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的公益性的医疗和教育覆盖，如果强行实行之，就会跟改革前和当今印度的状况近似，形成一种有名无实的公费医疗和教育。因此，中国的医改和教改，保持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因素，是必须的。但是，市场必须加以制约，其制约因素如果仅仅是国家的福利，远远不够，有必要引起其它的因素。 其实，中国新式的医疗和教育，最早的引进者，都是教会（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鸦片战争中国教禁开放之后，来华传教的传教士，很多都是医生，甚至在鸦片战争前，这样的医生，就已经在广东、福建出现了，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的美国医生伯驾，就是一个传教士医生。中国的西医，基本发端于教会，西医教育，无论协和、湘雅、华西，都是教会办的，也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医院体系。至于西式学校，几乎是跟各地教会同步兴起，有教会的地方，差不多都有学校。中国最早的大学，也是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兴办于1879年，1892年开设大学课程，震旦公学，1903年兴办，1917年升格为大学。而国立京师大学堂说是1898年开办，实际运作则是1903年后的事情了。实际上，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兴办的学堂，无论大中小，都在明里暗里跟教会学校学。民国时期教会的大学虽然数量不多，学生比例也不高，不过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15％左右，但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是名校，北方的燕京、辅仁、协和，东部的圣约翰、金陵、东吴，南方的岭南，中西部华中和华西以及湘雅，几乎个个都可以跟国立的清华、北大，私立的南开和厦门大学相媲美。在五四以后，教会大学的宗教色彩也逐步褪去，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三足鼎立，相互竞争，才创造出民国大学的辉煌。 虽然说，教会办医院和学校，最初的动机，也许是为了吸引人们入教，实现所谓的“中华归主”，但是，毕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新式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的老百姓谋了福利。而且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减少了宗教和神学色彩，趋于世俗化。尽管如此，教会的医院和学校，却始终保持了它们的慈善性和公益性，教会医院和学校，开始的时候不收费，后来，局面打开，开始收费，但医院依然有针对贫苦人的慈善的门诊，有慈善性的医疗服务。学校也是如此，对于学业优良的贫寒子弟，始终都敞开大门。 教会医疗和教育事业这种与生俱来的公益性，对于公立和私立教育和医疗事业，始终是一种压力，一种竞争性的压力，可以制约着公营事业不那么官僚化，更可以制约着私营事业不那么唯利是图。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中国医改和教改，把这两个领域对教会开放，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对国家和民众，都是利大于弊的好事。众所周知，现在这两个领域不能对教会开放的原因，是意识形态的，但是，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许多地方，不说教堂林立，也差不了多。既然教堂的存在已经无法遏制，那么，人为地禁止教会进入公益事业，还有什么必要呢？清末和民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会的存在，尤其是在公益事业的存在，对国家安全并没有什么妨碍，当年尚且如此，那么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的今天，这样的担忧，就更没有必要了。

随着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播出，“中国崛起”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但在谈论这一话题时，人们往往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制度转型，以及制度选择过程中政治家所起的重大作用，忽视了在制度选择的背后，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没有意识到“中国崛起”的本质是一场文明转型。我们的生活富裕了，经济总量扩张了，但我们却不同程度地发现，今天的国人缺乏诚信，缺少信仰，深感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诚信危机和信仰危机。有鉴于此，《新青年·权衡》特邀著名学者杨鹏先生和赵晓先生就“信仰、文明与中国崛起”进行对话。 杨鹏先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是国内公共政策问题的专家，同时又是新道家的代表人物。赵晓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也对基督教深有研究。相信他们之间从不同视角展开的对话，对我们从文明和信仰层面上看待中国崛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赵晓：中国崛起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但崛起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或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要落实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多个层面的发展上。其本质应该是文明的进步。因此，信仰与文明应成为看待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全新视角，也将成为转型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 杨鹏：你关注文明层面，即在世界文明的背景下看中国崛起对世界文明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讨论问题最怕的是对概念的定义不同，所以请你先阐述一下你理解的文明的涵义。 中国改革和崛起的实质是文明转型 赵晓：就我们的讨论而言，可以将文明理解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组合。比如中国在生产方式上曾历经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它们都没有摆脱经济学上所讲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再比如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包括精神生活方式），更加看重财富分配，带有此消彼涨甚至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特点。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导致的中国传统文明方式是治乱循环式的，即所谓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因此我认为，经济改革和经济总量的扩张仅仅是中国改革和崛起的表象，其实质是文明转型，是中国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 杨鹏：我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跟你不完全相同。我认为“文明”涉及到人为的非自然的一切，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东西。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生活在自然界之中，完全受制于自然界规律和资源的边界。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之中，更生活在人造世界之中。人创造出自己的科技、文化和制度，以便利用自然界的规律和资源，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总之，“文明”发生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我的关系中。人类在这四大关系中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就构成我们所说的文明。在处理这四大关系的过程中，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过去的创造被后人遵从，就变成传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事件，就是创新。所以文明本质上就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文明的动力本质上就是人创造的精神。在我看来，文明转型就是上述四大关系的转型；转型的背后是人的创造力的释放；转型的目标是建立起释放和激发人性创造力的文化和制度。 大家关注的往往是制度转型，但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个制度问题。中国卷入全球交流和竞争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多的非制度性问题，可以简单归之于文化问题。研究一下美国和东南亚地区不同文化族群的生态位，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同等制度背景下，不同的文化族群在竞争时取得的成就差别很大。在美国，犹太人和华人同属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有别于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或习俗，也是两个相对成功的文化族群。但在美国的社会生态层上比较两个族群，会发现犹太族群的生态位远远高于华人族群。总的来说，华人给人的大体印象，是开中餐馆和当研究助手，在这两个领域华人比较集中。虽然从事研究和学术的华人不少，但在学术上取得类似杨振宁、李政道那样世界一流成就的人很少。而犹太人则活跃在金融、投资、法律、文化（比如好莱坞）甚至政治等领域，犹太人中涌现出大量的金融家、实业家、思想家、大导演、大律师、大政治家，他们取得的成就远比华人辉煌得多，他们的生态位也比华人高得多。 我们还可以研究一下东南亚。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华人取得的经济成就甚至文化成就往往要高于当地人。在东南亚，华人更多从事城市工商业，也从事金融业、娱乐业等。在某些东南亚国家，华人几乎控制了整个城市经济，成为上层文化族群。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华人在美国取得的成就低于犹太人，而在东南亚取得的成就高于本地人呢？我们会发现制度以外的其他因素，可以笼而统之地归之于文化因素。也许有人说，可能是人种因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从人种来看，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都是闪米特人的后裔，具有共同的血脉。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区分，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文化上的。…

一个实验性的文本 （文章节选自《历史·山水·渔樵》“前言”） 一个文明的关键词库意味着理解这种文明的线索，类似于开门的密码，关于关键词的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研究就相当于文明的密码学。其中，有的关键词是关键概念，有的是关键意象，有的身兼两者。概念要求定义，如果能够有效地定义一个概念，就几乎澄清了一个思想疑问，因此可以说，一个清晰界定的概念意味着一个思想问题的终点站，除非它重新被问题化。意象却很难清晰定义，甚至不可能定义，只能解释和说明，但不足以将其含义收敛在封闭边界里，总是有着许多出口或通向别处的道路，因此，一个意象就是思想的一个中转站。 澄清概念通常被认为是属于哲学的工作，甚至，哲学研究被认为等于“概念研究”，这是维特根斯坦的看法 。概念研究已经有了成熟的方法，尤其是来自分析哲学的贡献。那么意象呢？如果意象对于思想的构成同样重要，就似乎应该有一种哲学的“意象研究”，但是意象研究却还没有成熟的方法，虽有一些当代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借鉴，但似乎还没有达到在哲学上分析意象的成熟方法。在这本小书中，我尝试进行一项关于“渔樵”和“山水”的意象研究，不能说有了方法，只是一个实验性的文本。既然意象的含义无边界，有着散开的链接，却又在错综的链接中隐约有着共聚点，因此与概念分析颇为不同，很难建立一种逻辑化或模型化的分析方法。基于意象的非封闭而有“弹性”的意义域，我希望能够以“意义链”和“问题链”的概念来显示意象的内部含义和外接意义，或者说，试图为意象建立起“意义链”和“问题链”而显示意象含义的链接方式。 许多意象有着为人熟知的符号化含义，比如说基督教的十字架和共产主义的镰刀锤子。另有一些意象并非能够被清楚界定的符号，隐含着无法归化或转译为明确符号或概念的一簇有着延伸性的多层多向含义，比如“百科全书”和“城堡”，还有欧洲哲学喜欢使用的“星丛”。在中国传统中，最著名的意象应该是易经八卦之象，这个系列意象隐含着关于万物之理和天地之道的无限性和具体性，因此易经意味着一种以意象为本而不是以概念为本的形而上学。对《周易》的解读可谓百家争鸣，可见其中的意象有着深远而不可封闭的含义空间。 “渔樵耕读”也属于构成中国古代文明根基的基本意象，象征着这个文明的最小存在模型，隐含着一个文明社会不可再加化简的生存问题。如果失去“渔樵耕读”，这个文明就缺乏存在或继续存在的基本条件，应该说，就恐怕不复存在了。其中“渔樵”的意象最具神秘感，其含义既远又近，暗含着丰富的可能性。渔樵意象的深广意义空间对于思想是一种难忘的诱惑，时而浮于眼前飘过心头。前几年读到张文江意味悠长的“渔樵象释”一文 ，大有知音感，于是以 “历史，山水与渔樵”一文与他唱和…

　　 　 　　因为主所爱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希伯来书十二章6节） 　 　　 　　许多基督徒有个倾向，就是把所有不如意的事都视为「属灵争战」。 　　 　　当困难发生时，许多基督徒马上向神祈求挪去他们的危难。但问题是，他们的苦境不见得与撒但或属灵争战相关。与其相信自己所收割的正是所种的苦果，或坦承自己乃被天父所管教，我们宁可归咎自己的苦难是出自于撒但的攻击，但这可是太抬举自己了（加拉太书六：7）。…

　　 内容提要：渔樵是个隐喻，代表历史的绝对旁观者，因此是历史的无偏心评论人。渔樵的历史哲学属于道家传统，是一种“易道史观”，试图理解一切沧桑的历史之道。渔樵的史学方法论在于以无穷的言说使历史始终在场，让一切历史事件问题化，拒绝任何定论，从而使历史在无穷的意义链和问题链之中具有永远的当代性，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精神世界。 　　 关 键 词：渔樵 历史 不下定论 　　…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约翰福音十章10节） 　　 　　　 　　耶稣警告我们要谨防盗贼，因为他们会窃取神原本要赐给我们的福分。耶稣要我们享受更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十：10）。从亚当和夏娃开始，人类就必须选择相信谁。撒但让亚当和夏娃误入歧途，以为不顺从神就可以得到所有的东西。悖逆使他们丧失手中所有的东西，他们的余生只经历到神原要赐福的零头余数。圣经中有不胜枚举的例子，许多人丧失作神儿女的权利，来换取一些短暂且空虚的东西。 　　世界想尽办法要你相信，如果在婚姻、教养儿女、事业前途、或娱乐享受上，采用世界的道德标准，你会找到完全的满足。如果你相信这些话，永远不会经历到神原要赐给你的福分。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23）。如果你选择聆听世界那些声音，而不听从那位创造生命并赐丰盛生命之主，是人生一大悲剧。 　　耶稣要你安心度日，知道自己是神所心爱的儿女。如果你现在并没有体验到仁爱、喜乐及和平，代表你已经安于那种微薄福气的日子。如果你有一箩筐未曾体验丰盛、喜乐生活的借口，今日就下定决心，非要得到神所赐的丰盛生命不可。停止跟随世人追逐满足的脚步，去聆听救主的声音，你将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

　　 在“渔樵象释”一文中，张文江先生以渔樵作为中国哲学家之“象”，这意味着一个深度哲学问题，由此可通达另一些重要概念，尤其是历史和山水。在此，我准备把历史、山水和渔樵作为哲学概念加以分析，以求理解一个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何以建构其超越性。 1、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历史乃中国精神世界之根基，这一点似乎是众多学人的共识（不排除有不同看法），也是古人的一种代表性的理解，所谓“六经皆史”。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之所以成为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是因为这个精神世界以独特的方式处理了形而上学问题。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必须以历史性为限度的有限思想格局去回应思维可能提出的在历史性之外的形而上问题，必须以有限性去回应无限性。更确切地说，历史是一个具有时间限度的世界，即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性”（historicity）的世界，其视野尺度明显小于理论上或逻辑上的无限视野尺度，这就意味着，以历史为本也因此以历史视野为限的精神世界必须能够以有限性去理解无限性，以有穷去理解无穷，否则就无法回应思维必然会提出的涉及无限或无穷性的问题，而如果不能回应无限或无穷的问题，思想就无法建立一种形而上学，就会因此陷入自身受困的境地，而且就会因为思想能力有限而不得不屈服于宗教。事实上，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成功地维持了自身的思想完整性，并不需要另一个以神为本的精神世界去回答关于无限和无穷的问题，那么，其中必有秘密。 　　 以历史为本并不是精神世界之常见基础，而是一种独特的思想格局。以宗教为本才是更多文明的基础。在无限与无穷的世界中，不得解惑的人首先想象并且求助于不朽之神（the immortal）而不是求助于会死的人（the mortal），显然，不朽的神因其不朽而理当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以历史为本而建立精神世界是人的最大勇气，它意味着人要以人的世界来回应一切存在论的问题。当人的世界成为了存在论的核心问题，神的世界就可有可无，即使有，也是晦暗不明的异域，终究是可以存而不论的另类世界，于是，历史世界才是真实的长存世界，而鬼神世界只是虚设之境。可以说，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才是严格意义上唯一的人文主义。以概念或逻辑为基础的思想，比如希腊思想，虽然具有形而上的无限性，却因为概念的非实在性而无法建立一个具体性的精神世界，因此终究只能让步于拥有具体性的神的世界。与之不同，历史是具体的世界，因此在真实性上是自足的，所以说，历史是人文主义的唯一基础。由此看来，以有限存在去应对无限存在的历史精神固然有惊世的勇气，同时更是一种惊人的创造。毫无疑问，时间是无限的，历史是有限的，两者之长短无法相较，甚至即使时间也是有限的（按照当代物理学理论似乎如此），时间对于历史也仍然有着巨大的不对称优势。那么，是什么理由使得人敢于以历史去回应时间？敢于以青史去对应青山？敢于以人间经验去应对超验问题？…

《林慈信博士“心理学与圣经”研讨会系列报导》三之三 改变字体大小 许多自尊运动的推行者同时也宣传所谓“心想意成”的能力，即你所想的就能发生，心灵可以控制物质。对此，林慈信博士强调这是惟有上帝能做到的，只有祂是“凭己意行万事”的主(弗1:11)。然而这在坊间盛行、近似催眠的自我激励方式也在教会内逐渐流行。 林博士指出“催眠和冥想是新纪元运动者常用来帮助人提升自信的方式。”而在心理学治疗上已广泛使用的催眠术，如今也以另一种面貌进入教会，就是许多人都听过的内在医治。 内在医治的前身是记忆治疗（Memory Healing），为美国人Agnes Sanford在1950年代结合“基督教科学会”（Christian Science）和“新思想”（New Thought）等类邪教的“信心治疗”和容格派心理学的部分观念，如内在孩子（Inner…